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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华侨学生回到祖国。回国后，因受到极左路线和不公平政策的岐视和迫害，于60年代开始至文革后期，一大批侨生先后回到侨居地，滞留定居港澳或移民欧美等地。 在香港的许多社区角落，你可看到年迈的侨生聚集在一起聊天、唱歌或激情起舞的一景。他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均拥有一部既苦涩而又精彩的故事。《盲友》仅是诸多故事中之一节。 盲 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1975年的初夏，在九龙湾杂草丛生的荒地上，住着数十户从大陆来港的侨生家庭。 几十间东歪西倒、简陋的僭建木屋，一间挨着一间，不规则地连接着。没水电、没厕所、没电话、没地址。唯一的生命水源是由几十米远处拖来的一条软喉管。大小便就在木屋周围的丛草中，各施各法。 七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寮仔部”的执法人员来到我们居住的僭建木屋区，二话没说就用电锯把所有木屋的柱子一一锯断，木屋己是第二次被“寮仔部”以这种方式拆除而倒塌。中午，一群中年侨生从工作地点匆忙地赶回到这废墟荒地，又用尽全力重新搭建起蜗居。否则，晚间就只好抱着小孩露宿于草堆中与蛇虫鼠蚁为伍，任风吹、任雨淋了。 有一天，高先生搬出了他珍藏的生活照给我看，在翻阅中，我突然发现我二妹的照片亦在其中，在好奇的追问下，方知高先生的太太钱菲是我妹妹中学的同学，亦是我不同届的校友。钱菲同学是六十年代回国后来到我母校的，其时我已在厦门化校就读。 就在1975年秋末的一个早晨，九龙湾的荒地上来了十余部警车和四部推土机。在香港皇家警察的督导下，“寮仔部”的执法人员开动推土机，把僭建的木屋全部碾平。事后，我们这群无家的侨生及家人被一一送上警车，分别遣送到不同的收容所。我的一家被遣送到葵涌“国瑞道”，而高先生一家则到官塘“牛头角”。在收容所里，一张下宽上窄的碌架床就是一个“家”，而“家”与“家”之间只以布帘相隔。 我和高先生虽从此分居两地，但仍常利用假日休闲之时，带着小孩互访。1976年的7月，我们先后被分配到安置区。直至居港满7年的1983年，我们成为香港正式居民后，才被分配到政府的廉租屋。当年，我在沙田新翠村，他们家住官塘顺利村。在那些年月里，他继续在香港仔珍宝海鲜舫做其小贩，而我则从“打工仔”走向商界发展。至今不觉已近四十年。 90年代后期，我得悉高先生的视觉神经萎缩，视力渐渐减弱，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然而这不幸的故事中又串联着一个个小故事。 高先生一家人于1974年从北京来香港，两夫妻均是60年代印度尼西亚排华时回国的侨生。高先生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其太太钱菲则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英文系。来港后，再添一女。其太太在工厂做临时工，高先生上午在家自制蜜汁核桃，下午便开始前往香港仔珍宝海鲜舫摆卖，以此小生意来养活一家四口，支付孩子们所需费用和资助太太在国内之父母及弟妹。 高先生一家人来港后，均先后居住和生活在木屋区、收容所、安置区及廉租屋贫民集结的社区。在这社区里的父母为了生活，绝大多数均是早出晚归，无暇管教子女。青少年生活在这个品流复杂的环境下，普遍学习成绩不好，无心向学，成为黑社会搜罗入会的弱势群体。这一状况令高先生和太太深感无奈和忧虑。 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他们于90年代初毅然决定把长子、幼女送到北京，由母亲钱菲全职照料及陪读。而高先生则一人坚持在港制其蜜汁核桃，做其小贩，独善其身。为了承担太太和两子女三人在北京的学费及生活费用，那些年间，高先生除了睡眠休息外，几乎都在工作。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其太太的悉心照顾和教诲下，几经努力，其长子考上了华侨大学外文系(日文)，次年其幼女也考入了厦门大学音乐系。香港回归后不久，高先生的两位子女先后毕业，回港就业。 当你们读到此段时，一定会为其孩子的成就而高兴；同时为高先生含辛茹苦的辛勤工作有所回报而喝采；为钱菲女士的悉心教诲孩子所展现的亲子情而高歌。 然而，时隔多年…… 在顺利村的某间廉租屋里，独居着一位老人，他双目失明，他得自理家务，自洗衣裳。午、晚两餐还得凭借拐杖，盲盲摸摸地到餐厅买盒饭。每天陪伴着他的是收音机和录音机。每次他要打电话时，都得开启录音机寻听所要的电话号码。这老人就是我的好朋友高先生。在这坎坷苦难的人生时段，他心力交瘁，极度忧郁。就当他心临近崩溃时，一位至亲把他带到了教会，交给教友。在教会里他认识了新的朋友，教友们在生活上给予他关怀和协助。在教友们的帮助下，他融入了盲人社区的活动圈子。他每遇心有不快，就和上帝耶和华交谈，令他在迷惘中找回自已，深信天地有爱，人间有情。从此，他再也没有怨天尤人和愤世嫉俗，他以失明者的阳光心态，改变自已，面对现实去适应环境而生活着。逢赛马日，还会花上几十元怡情下注…… 这些年来，高先生家中到底发生了甚么事，是家变吗？其太太、长子、幼女现在何处？双目已失明的高先生为何一人独居？。莫非高先生是赌徒、包二奶？莫非钱菲女士红杏出墙？莫非高家发生了天灾人祸……？ 话说高太钱菲，确实为孩子的成长作了很大的付出，陪伴两子女在国内念完中学，考上大学名校，安顿好才回港。可是，就在她回到香港若干年后，经朋友介绍，误入了俗称“种金”的金融行业。由于她积极投资，全身投入，发展了不少校友、亲朋入会，得到“公司”的信任和金钱的“回报”。她开始供楼置业。期间，多次邀请我投资入会，还很认真地告诉我其“公司”不久将会在深圳送她120平方米的豪华住宅。我深知“种金” 其事，没有上当。 种金骗案虽然屡见不鲜，但是手法其实“千篇一律”，均是瞄准市民想“赚快钱”的心态，推销“超高回报率”的投资计划，令一心坐等发大财的市民上当受骗。例如在洗衣街三十九号金鸡广场有数间公司，在2004年9月开始，推出一个投资计划，其职员向参加者表示，只要缴付七千二百元费用便可参与，幷于十四个月后获得三十五万七千七百元的回报。贪念蒙蔽了理智，致令骗徒的拙劣骗局一再得逞，受骗市民个个因贪变贫。 由于钱菲女士在“种金骗案”的初期“获利”，其价值观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她心目中，打工仔或做小贩，赚小钱的人，都是社会低下层人士，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的。要生活好、活得精彩，就得“赚快钱”。贪念蒙蔽了钱菲的理智，从此朋友、亲人，友情、亲情，慢慢地从她的思维和生活圈中逐渐消失。她开始离弃丈夫和家庭，全身投入“种金”的金融活动。就在她发黄金梦时，“种金”公司接连被政府查办，负责人亦分别接受法律的制裁。钱菲不但因贪变贫，且失去了亲情、友情，只好瘾居深圳。 虽然她没有和高先生离婚，但已视其丈夫为陌路人。这些年来，高先生未接听过她一次电话，她有事找高，均是托友人传话，来港亦不回家一看。高先生之长子毕业后，服务于设厂深圳的一日资公司，在深圳买了楼，结了婚，定居于该市，自成一家，自享其乐。这孩子，对父亲当年为了他俩兄妹的生活和供书教学，一人在港做小贩的艰辛和对他们的恩爱、亲情已没有记忆。这孩子，对双目失明的父亲，不但未见关心或电话问候，在经济上亦没有分文的承担。这孩子和她母亲一样，成了高的陌路人。 现在和高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的就是那位送他到教会的至亲 —— 他的已婚幼女。幼女在港教授钢琴，忙碌非常。高先生因有幼女的供养，生活才有着落。幼女经常有电话问候，也会来看望。这是高先生唯一的安慰，亦是他心灵中最珍贵的亲情。他常向我说：“我很高兴，我有个很乖、很爱我的宝贝女 ”。 2011年春节的年初五，我和太太到顺利村探访高先生。见面时，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沉默不语。那40平米的居所零乱不堪，且隐约有股异味。本已狭小的居室，在厅中还用木板间隔起小房，上了锁。高先生说：“是我老婆回来自用的”。厅中还放着高太钱菲自用的冰箱、餐具和厨具。情已逝，物犹存，“一屋两伙”悲凉凄景的一幕。 看到高先生如此环境，心中隐痛。遗憾的是我和高先生的家居相距甚远，我住深井，他居官塘，不能经常见面和相助。可以做的事，唯有久久一次的深情探访，久久一次的丰盛聚餐和一次次的电话畅谈。 临别时，高先生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向我说：不必担心我，我一切OK，没问题。我原谅我太太，因为两个孩子都由她带大的，这方面我没有完全尽到父亲的责任。今天孩子、女儿也算有成就，我也满足了，这方面她的功劳最大。另方面，自结婚后，我不善于向她传递温馨，表达柔情爱意，这方面我深感内疚。至于长子，也许我对他期望过高，小时候管得严，也打过他，令他对我反感，积恨于心，我无法在这方面令他释怀，深为遗憾。 临走时，他送我和太太到门口时说：尽管钱菲和长子把我当作陌路人，互不往来，但是在法律上钱菲还是我的太太，长子在血缘上还是我的孩子，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还劝勉我的幼女要爱妈妈，因为是妈妈悉心把她带大的。至于钱菲和长子怎样待我，怎样看我，我都不再计较，也不会再放在心里。我有个很爱我的乖乖女，我一切都满足了。 一段心扉的剖白，一段人生的足印，令我难以忘怀。 2011年6月3日 香港 扬波轩 【注-1】故事主人翁“高先生”及“钱菲”的名字为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