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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集传》的风俗观 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对我国第一部古代歌谣总集《诗经》集注和阐释，影响深广。本文从风俗文化角度浅谈朱熹《诗集传》体现的民俗观。在该书序中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也。”开宗明义鲜明地揭示诗经十三国风和周南、召南、楚风是当时口口相传民俗歌谣，男女咏言抒情，或以对唱方式互通款曲。被朱子视为“淫奔之词”的郑卫之风诗，实是郑卫桑间、淇溱之滨男女自由求爱甚至“野合”的初民风情的情爱欢歌，至今少数民族特定节日还有遗风。朱熹从风俗环境论、地气说来说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山川地理、气候影响熏陶，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民俗心理。 《诗集传》秦风中朱子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堕浮靡之习。”（诗集传79页）又说卫国“地滨大河，其地土薄， 《周礼》曰：“礼，履也。国人所践履，定其法式，大至冠、婚、丧、祭，小而视听言动，皆有节文也。”民俗是一个民族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诗经》风、雅、颂记载商时代的婚姻、求子、生育习俗、家庭、人生礼仪，饮食服饰习俗、图腾崇拜、祭祀占卜、岁时节日等习俗，为读者提供了了解先秦社会的百科知识和民俗画卷。 社会的细胞在家庭，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家庭婚姻是社会风尚的先导和重要来源。朱熹对《南山》《伐柯》“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等诗阐释“子无良媒”“无媒不交”的婚姻习俗。朱子曰：“欲取妻者，必告父母”，“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男女婚姻，无媒不相知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取”在朱子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他说：“婚礼，纳采用雁，亲迎以昏，而纳采、请期以旦。”“婚礼，婿往妇家亲迎”。婚姻“六礼”：“纳采（说媒）、问名（完婚）、纳吉（小聘）、纳征（聘礼）、请期（择日）、迎亲”上至王侯下至庶民无不依次习俗模式而行。 朱熹说：“娶妇三日庙见然后执妇功“。（同书63页）古人婚后第三天庙见拜祖，新娘方始曰妇，才取得拜公婆的资格。朱熹还对“妇德”、“妇道”作了一系列阐述，他说：“妇人无外事，唯以贞信为节”，“女子之生，以身事人”，“一失其正，则余无可观尔”。他引孟子的话“妇人之礼，精五饭，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后说“故有闺门之修，而无境外之志，此之谓也”。朱熹把父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习俗规范了，他强调：“妇人治家要尽心竭力，早起夜卧，以家务为劳”；“生则尽其孝，没则尽其礼”（同书40页）“周睦其邻里乡党”，“端专静一”，“知礼畏义”，“贤宜室家”，“夫妇和而家道成”，“黾勉同心，宜尔子孙”，“贵而能勤，已富而能俭，已长而敬，已嫁而孝”。他从“三纲五常”理学观出发，要求妇人“从一而终，夫死不当复有他适之志”，“德修于身，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子孙宗族皆化于善门。”“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这些就是朱熹阐述“妇德”“妇道”的家庭民俗内涵。朱子还以雎鸠水鸟“相与和鸣、相与和乐而恭敬，情挚而有别”，“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的特性，加以类比，升华为贞女、淑妇的榜样，夫妇伦理道德的标尺。他从“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宗法血缘传嗣婚姻观出发、阐释《小雅•斯干》篇写“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是古人生男将玉“璋”放婴男手边；生女将妇女纺线的纺锤“瓦”放女婴手边，这种弄璋、弄瓦习俗象征“男尊女卑”的观念，朱熹却予以肯定。他对妇女子孙知道众多的民俗心理便以“螽斯群处集子孙众多”比之。推崇女子采集有宜子功能的苤莒草，古音胚胎，反映先民谐音比类象征求吉避祸的民俗心理，《诗经》中许多描写采草、采药的习俗，反映当时古人的生殖崇拜、求子信仰习俗观念。 “国之大事，在祭与戎”。《诗经》颂者，乃“宗庙之乐歌”，朱熹说：“于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礼焉。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远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曰帝，所以亲也。以文王配焉，配文王于明堂，以亲文王也。”先民十分重视祭祀礼仪，并把祭天与祭祖先结合起来。用牲于郊祭，是祭天最隆重的仪式；仅次于郊祭是社祭，太庙中祭祀为祭，冬天祭礼为“蒸祭”。朱子说；“月令仲春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也”，“百世不迁之庙”是氏族国家的中心和标志，“有祖则有国”“毁庙则灭国”。祭祀时要唱祭祖歌，敲兆鼓，击磬，吹管扣钟，跳万舞，念祝颂词，气氛肃穆，庄重。“致敬郊庙，神降之福，国人称愿”“祭必受福”，敬天法祖，祈求祖宗佑子孙众多，祭地母播植百谷之神后稷，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诗经》雅为燕飨之乐。《鹿鸣》是著名的迎宾之辞；《瓠叶》写乡饮酒礼，献宾之礼。“《木瓜》”写“贽贝礼”。朱熹说：“食之以礼，礼乐不备，则贤者不处也。”《豳风•七月流火》写一年十二个月节气及生产、祭祀习俗，朱子称“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可见上古中国是世界上卓尔不群的礼仪之邦。 朱熹对《商颂•玄鸟》解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追忆记述“高辛氏之妃有娥女氏简狄祁于郊，玄鸟燕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后世遂有商氏，以有天下。”这是商民族祖先的创生神话说，他们把玄鸟作为神圣的崇拜图腾。《大雅•生民》写周族祖先姜女原感孕而生后稷，这是追述周族的史诗。祖宗家族精神垂百世而不改，先民感恩“后稷之德，使我蒸民得以粮食，备百礼以供神享用”。先民对土地的崇拜，祭社盛行。朱熹认为天行有常，要顺应天命，他将原始风俗上升成为约定俗成的礼俗。 诗经时代占卜之风很盛，古人出师征伐，开战媾和、兴土木等大小事先问其卜筮。朱子曰：“龟曰卜，蓍曰筮。体兆卦之体也。”巫尹成为通天地与鬼神神秘的中介人物。卜筮若无咎则行事。还流行先兆俗信动物预示吉凶，如“牡鸡司晨”，反常物侯，乌鸦鸱鸣叫，视为不祥之兆，亡国之音。 朱子曰：“总角，女子未许则未笄，但结发为饰也。”古人重视男子冠礼和女子笄礼。冠笄之前先由筮商定日期，这是人生礼仪中重要事项。冠、婚、丧、祭、射、乡、朝、聘形成了八大类礼仪。关于丧礼，朱子曰：“按丧礼，为父为君，斩衰三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孝子为父斩衰，穿不缝边的生麻布丧衣，持杖（哭丧棒）示哀骨立。“三年之丧毕，见夫人援琴而弦。”（同书86页）丧礼按丧服“五服制”，古人十分重视，周代还形成夫妇“死则同穴”的葬俗。 朱熹说：“三百篇性情之本”，“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吟讽诵诗三百，于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恶；于一女见弃而知之人民之困”。“正风之所以为正者，举其正以劝之也。变风之民以为变者，举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时之治乱，俗之升降，民之死生，于是乎在。”（同书85页）朱熹强调历代统治者“治国化民，必慎其习俗”的传统，把诗经所反映的风俗习惯提升为人生准则，处世公理，以《诗》教人，以《诗》规范人的行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经的风俗歌谣正如朱子曰，“被之完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以取法焉。”朱熹把《诗经》列为“六经”之首，认为风俗演变为“民纪”，上升为“礼俗”，民俗将具有极大的制约力量。《将仲子兮》写姑娘畏惧父母兄长邻人的流言碎语，请求“仲子”再不敢越墙到她家，就是民俗的制约力。清末黄遵宪也说：风俗“及其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是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乃至举国之人，辗转沉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囿人也大矣！”朱熹阐释的《诗经》风俗社会秩序，有合理的内核，但也制造了多少专制礼教的人间悲剧。朱熹说：“仰观星日霜晨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古人对大自然一草一木保持细微的认识与体察，确立人与自然、人与人息息相关的和谐关系。尊重自然，顺应天命，天人合一的习俗心理和思维模式，在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的今天，具有宝贵的启迪作用。朱熹说：“人虽不能无欲，然当有制之，而唯欲之从，则人道废而入于禽兽矣。以道节欲，则能顺天命。”朱熹关于以道节欲的论述，对于当今精神文明的建设仍不失为警世之言。让我们抛沙铄今，革除陋习，弘扬良风佳俗，使古老的华夏风俗文明在新世纪放射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