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风尚的讴歌者--------林贻荣(泉州)高六组【校友文萃】

延安新风尚的讴歌者
林贻荣（泉州）高六组

    丁玲奔赴延安，以饱满的热情，真实朴素地描写陕北风光、延安新人新风尚，创作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两本小说集和报告文学集、《陕北风光》及大量的通讯、速写、特写、印象记等各种形式的散文作品，主编出版八九集《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在这些作品中，丁玲“忍不住不歌颂他们”，歌颂她为之感动和敬佩的八路军将士的英雄业绩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歌颂各条战线的模范成绩和贡献，展示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军民崭新的精神风貌，让人们看到“新的制度，新的经济建设，新的军队，一天天的稳固，一天天的坚硬，而新的人格，伟大的个性的典型也产生出来了”。本文仅从风尚的视角来探讨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领略富有时代特征的延安风尚画卷。

    丁玲说：“战争改变了一切。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的、惊人的故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着：一个雇农，如何成了一个英雄的游击队长；一个小脚的女人，如何由不出房门而变成了一个乡长、一个妇联主任；一个20岁的姑苏小姐，现在在晋西北带领一团人的大队，使日本皇军的军官们感到头痛。中国是在迅速的变着。初初看来，这些变化似乎太神话式了，有点使人不相信，但它是可以使人相信的，因为凡是能产生这类民族英雄的地区，是有了民主的政治作为物质的基础的。相反，若果……不准女人参加开会的势力存在，那末纵是天才，也仍旧只好做雇农，做一个灶下婢，被日本人抓去杀掉，或逃避兵役而已。”这段话揭示了延安新人辈出的时代原因，体现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是解读丁玲延安时期创作的一把钥匙。丁玲笔下有一串红军将士的光辉名字：彭德怀伟大而又平凡的名将风采；左权将军话山城堡漂亮的战斗；牺盟会巡视员马辉为抗日默默的工作，牺牲奉献自己；一二九师将士们的英勇战斗、英雄业绩。还写了各条战线的模范：民间艺人李卜、合作社主任田保霖、发动英雄袁广发，模范村长峁克万，乡指导员何华明，觉醒的陈老太婆等等。他们昔日是普通的农民、徒工、流浪汉、家庭妇女、奴隶，在民主政权下，成长为创造新世界的主人翁。李卜受到军阀官僚的压迫，独宿孤村野庙，无家可归，成为被人瞧不起的街头卖唱的穷戏子，被柯仲平吸收到“民众剧团”后，他积极做宣传工作，成了群众欢迎的民间艺术家。袁广发由一个替资本家织布的徒工锻炼成一个坚强的红军战士、屡建战功的英雄营长、优秀的工厂管理干部、特等劳动英雄；田保霖由一个替人做事的流浪者成为靖边县合作社主任、模范工作者；农民峁克万、何华明当上了舍己为公的乡村干部；陈老太婆、陈满是觉醒奋起的妇女典型。这一个个新人是一座座精神、人格的丰碑，组成延安新风尚壮丽的画廊。他们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勇敢地向陈规陋习决裂，闪烁着大公无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光辉。李卜“会唱一百多种调门”郿鄠，他说“旧戏子对于技术是保守的，可是我就只怕教不会别人”。他与旧戏子师徒间“留一手”、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旧俗绝裂，无私地传授、教唱、教做工，热心提高民众剧团的技术，延安的秧歌有那么多好听的郿鄠调，就是从这里来的。李卜戒绝了大烟瘾，焕发了艺术的青春，为受苦人的幸福而工作，成为陕北艺人“德艺双馨”新风尚的一面旗帜。袁广发“身经百战、千战”,“负伤七次”，他不以功臣自居，转到工厂，用流过血的双手织布、纺纱、爱惜寸纱滴油，吃苦走在头里，头等技术只肯拿三等工资。他能上能下，对革命赤胆忠心，“当他去做一个战士时，他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军事干部，但是当他去做工时，他又从能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掌握了技术并成为一个好的工厂管理者”成为纺织厂的“擎天柱”。它是毛泽东表彰过的张思德式的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他的高尚品质是一面闪光的镜子。田保霖精明却没有奸诈的旧商人习气，“他热心于公益的事热心奔走”，替合作社赚钱。“要好名声只有一条路，替老百姓办好事”成为他的座右铭和行动指南。他的牲口“总是驮着人们需要的东西”。他演奏了一曲供销合作新风尚的颂歌！毛泽东曾为丁玲《田保霖》新写作作风庆祝。麻塔村村长峁克万身先士卒，“天不见亮就起身”，催变工队开荒种地，他说“毛主席给了咱们土地……要不听他的话，可真没良心。”他的思想里没有一点享受的念头。他制定了奖勤罚懒的村规：“要是谁犯了规，盛在家里不动弹，就要把他送到乡上当二流子办。”村民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妇纺竞赛会像赶庙会似的热闹，体现了边区人民“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社会新风尚。发展生产，使荒凉的砖窑湾变成繁荣的集市。丁玲生动地记录了五天一次的集市贸易、骡马大会喧闹的景象：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摆小摊、卖粮食、布匹、柴草、牲口，生意兴隆，一天有四百万生意。群众争看广场秧歌剧，“人像潮涌似的都朝这里滚”。边区小镇商业民俗节呈现一派令人向往的风景线。

    高尔基说：“在我们的祖国里，半识字的工人和原始的农民，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组织起来了的劳动…… 曾经创造了极其巨大的价值。”延安边区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定信仰，精神饱满，苦而无怨，坚忍卓绝，打破敌人的封锁，创造许多奇迹，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良好风尚，使延安成为“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展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源泉”，“使未来一个世代的中国命运具体化”。延安圣地“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千万先进青年投入她的怀抱。深陷囹圄的诗人戴望舒讴歌:“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诗人抒发了全国人民向往延安的心声。丁玲笔下的延安圣地，和沈从文充满湘西风情的《边城》一样迷人，不同的是沈从文要表现的“本是一种已经逝去的楚地人生形式”，带原始风俗的人性美，以构筑一座供奉“人性”桃花源式的“希腊小庙”。而丁玲则讴歌战斗在黄土高原上具有广阔发展前途和无限生命力的活生生的新人、新风尚，这对于第三世界人民和当今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丁玲到陕甘宁边区当红军，从一个著名作家“文小姐”变为“武将军”、传奇般人物，她的非凡经历，她的心灵史和精神史受到世人的注目和赞誉。她打着绑腿，腰间束一条皮带，穿着草鞋，高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抗日歌曲，昂首阔步走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前头。她与战士一起摸爬滚打，搭舞台，写剧本，登台演出，“在这里又曾获得了最大的愉快”。她领导的“西战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光辉篇章。
    丁玲致力于西战团的宣传工作，运用秧歌剧、秦腔、陕北小调，以大秧歌矫健奔放的动作，吸收民间划旱船、踩高跷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演出《打倒日本升平舞》等节目，观众挤得水泄不通，出现了台上台下吼声震天，“一致的向着光明的勇敢的精神，把人群都伟大化了”的动人场面。使文艺充分发挥了教育人民、移风易俗的巨大战斗作用。《记砖窑湾骡马大会》记述了看广场秧歌剧《娃娃病了怎么办》观者如潮，群众被剧情吸引、感动、要求再演，高喊“有病请医生”的口号的情景。演出前巫神米尚荣“现身说法”，自揭骗人钱财的骗局，告诉群众娃娃病了千万别找巫师。生动地反映了群众自己起来破除迷信，丢开菩萨、巫术，相信科学，移风易俗，蔚然成风。“民众剧团”推陈出新，利用秦腔创作《血泪仇》等，演遍了陕北的沟沟壑壑。这是文艺大众化动人的乐章！麻塔村是个歌乡，在生产高潮中响彻着《顺天游》、《走西口》、《五更调》、《戏莺莺》等歌谣，如“十冬冬的腊月数九九的天，为了奴的情人冻了奴的脸”，“三哥哥吃的八路军粮，哪有心回家看姑娘，打日本顾不上”。丁玲说：“这些藏有无穷的歌曲的乡村，多么使人陶醉，引人广阔的情怀和无尽的遐思”。延安万人空巷争看秧歌剧，给1943年传统春节增添了新颖的内容和愉快的气氛。“从农历初一到十五，天天是锣鼓鞭炮响彻延河上下”。秧歌队一个比一个红火，演出的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群众业余文艺的花朵竞相开放，百花争艳。这是人民艺术的庆典！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翻身解放才能出现这“别一世界”空前的艺术景观。丁玲珍贵地记录了具有文献价值的真正属于陕北人民的艺术形式。这些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的作品,和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一样,说明“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而于中国之活动有利。”这对于探索文艺的民族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丁铃讴歌延安新风尚的同时，也深刻地描写延安解放区破除迷信、冲决传统贞节等观念，改造旧俗环境、战胜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揭示封建意识并不因政治的变革而退出历史舞台，移风易俗是一场比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深刻的革命。陆萍所在的延安医院，存在重男轻女、家长作风、小生产习气，“院长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 神气读了陆萍的介绍信”，总务处长摆出十足的架子。丁玲敏锐地首次将延安模范区域里存在的封建意识披露在人们面前。贞贞逃出包办婚姻的家庭，逃出日寇的魔掌，但她的灵魂却逃不出受到自己同胞的鄙视、嫌厌和压抑。以杂货店老板为代表的某些霞村村民，对贞贞的不幸遭遇不仅不去抚慰她，反而闲言碎语，纷纷咒骂她“造孽”、“缺德”、“亏她还有脸回来”，一些妇女仿佛因贞贞被敌人强奸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感到自己的“圣洁”和“骄傲”。对这种畸形的封建道德观，对旧俗陋习造成的强大的约束力、制裁力，丁玲发人深思地加以形象的描写。陆萍以足够热情和很少的世故，把很多人不敢讲‘不愿讲的合理化建议提了出来，却招来种种非议，被视为“怪人”、“爱出风头”、“党性不强”。小生产者意识，陈旧的习俗广泛地渗透在人们的脑海，形成了民俗心理定势，变成阻碍科学文明进步的沉重负担和绊脚石。面对旧俗环境的重重压力，丁玲笔下的延安新人，抱着坚毅的理想和信念，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以为“有觉悟的人，就要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他们无所畏惧地抗争着，奋斗着。陆萍相信真理在自己这一边，她敬业负责，积极向上，推动医院的改革，她的意见被大家承认是好的，她逐渐被周围的人所理解。陆萍“真真的用了迎接春天的心情来离开这里”，要到延安去学习，她感到“新的生活将要开始”，她以勇敢的行动打破旧俗的坚冰，开通吹送新风尚的航线。贞贞面对陈规陋俗的压迫，她硬着头皮，挺着腰肢活下去。她冲破传统的“三从四德”伦理秩序和“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贞贞说：“我还可以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她看到延安和自己的未来有一番新气象，她要去治病并努力创造生命新的价值。陈老太婆的遭遇与贞贞相似，但她毫不顾惜自己的颜面和身心创伤，她到处奔走，控诉敌人的兽行，义正严辞地动员乡亲们与敌人“干到底”！她充满光明、胜利的信念，坚信日寇多行不义必自毙。爱国救亡的信念化作西柳村民众共同的心声。“我们不是为鬼子欺负活着的呀！”陈老太婆宣传、鼓动的声音像田间《给战斗者》的呐喊：“挺起我们被火烤的，被暴风雨淋的，被鞭子抽打的胸脯，斗争把，在斗争里，胜利或者死……在诗篇上，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小说《夜》写乡指导员何华明摆脱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私有观念，他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工作的需要，繁多的工作和会议耽搁了地里农活，使土地荒芜，他也毫无怨言。面对衰老而不能生育的妻子，曾有闹离婚的念头，但他抛弃了“娶来媳妇买来马，任我骑来任我打，女人是男人的衣服，穿破了不用扔角落”旧的婚姻观念，以注意“干部影响”来要求控制自己，拒绝青联主任侯桂英的诱惑，打消离婚的念头，正确处理家庭、个人感情生活，表现一个成长中的农村干部坚毅的理念，宽大的襟怀，充满道德感的升值。麻塔村的妇女们辛勤纺纱织布，“保证家家有衣穿”，努力支援前线。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参加识字班，破除迷信，拥护科学，不再是辗转于封建礼教下围着锅台转、生儿育女的“灶下婢”。她们在各条战线上产生了不弱于男子的英雄，如韩凤龄、陈老太婆、女诗人陈满等。延安新风尚的成长和辐射，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丁玲写了从将军到战士、从老太婆到小孩、从干部到群众、从城镇到乡村，工业、农业、医疗、商业、文艺各条战线新风尚。父亲深明大义，无私地将传宗接代的独子送去打日本鬼子（《孩子们》）。县长的8岁女儿阿玲不享天伦之乐，要参加“西站团”去前线为将士演出（《县长家庭》）。母亲送儿子上前线去杀敌（《压碎的心》）。这些传统家庭的亲子之爱已转到爱国家、爱民族。13岁的小红军就充满国家意识，民族责任感，他视死如归，他对东北军连长说：“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我！”他以自己的言行奏响了共同抗日悲壮的前奏曲，一颗枪弹终于未“出膛”。知识女性如薇底参加繁重的秋收劳动，精神天地、感情世界发生神奇的变化，知识分子成为完全意义的新人（《秋收的一天》）。丁玲就是这样以推进历史前进的无比热情和超前的意识，讴歌延安新风尚。列宁说：“道德能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丁玲的作品生动地描写了新风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向理想的境界迈进！说明人心风尚关系到民族的复兴，社会的进步。丁玲在世人面前建造起一座永恒的纪念碑。她的名字和延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延安精神哺育了丁玲，她的作品使延安名扬四海。它将散发经久不衰的魅力，蕴含深刻的人生价值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