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浓浓的乡情-----张时贤(福州)高四组【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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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 浓浓的乡情 引子 端午节前夕，我到闽北的邵武探望曾在一起并肩战斗过的下放干部和乡亲。 正当我即将结束怀旧之旅之际，却突遇暴雨、洪水和泥石流的袭击。6月15日我与老伴几经周折，辗转从泰宁经邵武、南平回到了福州。之后即与刚刚会面的好友失去了联系。很快，从报纸和电视上获知：刚游览过的天成奇峡景区通往景区的两条道路（12公里）、景区内道路（4•5公里）严重塌方，交通全部中断；景区木栈道等全部冲毁；漂流竹排全部被冲走、损毁；锦溪坊全部被淹没；中国兰花第一谷内样品园、滴水崖栈道被冲毁，损失惨重。三天后，经多方联系，方知许多农民乡亲因洪水和泥石流的袭击，房屋倒塌，农田被冲，有的房屋后山有裂缝，集体撤离到灾民安置区，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就是没有电，对外联络中断。 近半个多月来，我的生活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绵绵不尽的牵挂，丝丝缕缕的追忆，时时刻刻萦绕在心头！好不容易挨到6月29日终于恢复了联系，得知乡亲们除几户人家外，都己回到家里，投入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的生活中。到这时，心中的一块石头安然落地，我才可以将散漫思绪拉回到上世纪60年代末，写出以下文字。冀望以这些对逝去历史的追忆，诉说我曾经的牵挂和思念，祈愿我的乡亲，迅速度过难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重建更美好的家园。 一、难忘的时刻 1969年开始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大审查，把大部分的教师和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1969年10月18日夜晚，一列火车载着800多名“福建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成员，奔向闽北山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中有白发斑斑的老人，有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有携家前往的，也有是独自前往的。我离开了病重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幼仔，孤身一人下乡。工作过的百年老校被迫解散了，户口和工资关系也“下放”到县里了。52岁的林国梁老师携妻带儿下放到泰宁，他茫然地说：“今后路在何方？”我摇摇头地说：“不知道！”，头脑一片空白……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波，我们到了邵武县。一辆辆军车把大家分别送往各县和公社，再由公社分配到各大队。我被分配到邵南的肖家坊公社坪上大队，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历史新的一页。 二、逆境遇知音 第二天上午，坪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叶金同志亲自到公社来接我。他个子矮小，皮肤黑黝，囗吃，不善言词，但为人热情，朴实。我们坐着拖拉机，头顶烈日，沿着凹凸不平的乡间公路驶去，不料在途中拖拉机抛锚了，拖拉机手急得满头大汗。我下车检查，发现油管里有水泡，便将油管的水泡排出，重新发动拖拉机，成功了。叶书记很惊讶，问我:“你是大学生？”我淡淡地说: “是。”他如获至宝。在晚上欢迎我的会上热情地向大队干部说:“张同志是大学生，有事多向他请教。”我不安地说：“我是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随后的几天里，受大队委托，帮助几家农户安装了粉碎机。农民很高兴，叫我大学生，我感到很不自在，深感与他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当然，能帮助农民办点有益的事，感到很宽慰，从迷茫中看到了希望。 一星期后，叶书记约我与副书记杨林昌等到贫困生产队去了解情况。我们翻山越岭，周围重峦叠嶂，树木郁郁葱葱，好一派大自然风光。用了近3个小时才到达东坑生产队。通过了解，此地山高水冷，许多耕地为斗笠田、冷水田和烂泥田，只适宜种单季稻，缴公粮后，粮食只够糊囗。农闲时，农民编织竹类工具和工艺品在墟场出卖，换回油、盐等食品，是个贫困队。 第二天，我们再次翻山越岭，到达海拔更高的上际生产队。这里的基本情况与东坑生产队差不多，但天然毛竹和野生菇类食品多，但因交通不便，一根根毛竹当柴火烧，我很心疼。乡亲盼望早日能修条公路改変与外世隔绝的状况。 第三天，我们与村民一道挑公粮到江上粮站。我只挑了70多斤，一路上摇摇晃晃，好像在扭秧歌，而农民挑100多斤，轻松自在，差距太远了，自愧不如啊！ 三天来，除了解了大队最偏远、最贫困的两个生产队的基本情况外，最大的收获是又结识了另一个知音——杨林昌。 三天来，我们三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叶书记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助手的基本情况: 年幼丧父，母亲改嫁，由祖母抚养长大，年轻有文化，勤劳朴实，有干劲，有胆识，群众基础好。从此以后，我们三人“情投意合” ，亲如兄弟，他们成为我人生中的知音。 三、我的好房东 叶金和林昌原想把我留在大队协助工作，但公社责令下放干部必须到生产队落户，于是我被分配到离大队约4公里的将上生产队。它是坳上、居岭、老将上等自然村的中心点。 我的房东王制宜，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他的妻子兰英是个有见识的农村妇女，性情开朗，除操理家务外，还是生产队的妇女干部。他们腾出一间上房给我做居室，每天都问寒问暖，深怕我不习惯。看我毎天随农民出工，劝我不要硬干。轮到他们家吃“派饭”（ 每天一斤粮票，3角3分的伙食费），他们总是让我吃饱吃好，其它农户也是一样。
有一次插秧，几个青年人唆使我下烂泥田。我不知道田下面架着竹杆，脚踏空，陷入烂泥中。他们急忙把我拉上来，一直说：“对不起！”回家时，房东夫妇看我的衣服沾满烂泥巴，问我怎么回亊，我把实情说了。他们说：“那是年轻人捉弄你的！”随后狠狠地把青年人训了一顿。从此以后，我与青年人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他们从称我为“大学生” 到后改称“老张” ，我很高兴，因为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更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因抢收抢种季节繁忙，劳动强度大，我的胃病发作了，食欲大减，人很消瘦，房东兰英经常炖草药给我服用。有一次她在稻田里捡到一只受伤的山鸡，自己不舍得吃，却炖给我吃。她像姐姐一样地呵护我，让我终身难忘！ 四、同甘共苦的患难兄弟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割稻，叶书记找到我说：“大队来了一个建阳地区邵武医药站的下放干部，公社原把他们分配到东坑生产队，他认为两个孩子尚小，生活不方便，要求改分配。我和林昌认为这是实情，建议分配到林昌所在的坳上生产队，公社同意了。下午我们一齐去探望他。”当时我头上有一顶“帽子”——坪上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副队长，关心和了解下放干部的要求，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下午我们到了坳上往碗厂路边上的一间民房。房间陜小，有一个厨房兼餐厅（也是会客厅），一个个头不高，身体结实，酷似运动员的中年人满面笑容地迎了出来，随后的是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子。我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因为触景生情，我想起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当然也庆幸他们到坳上村来，如上东坑村就更艰苦了。 经过一个下午的交谈，我们了解到余心铭同志是工农干部，原在医药站总务科工作，是分管食堂的，烹调手艺高超。每月工资30元左右，家属没有工作，仅靠一人工资维持一家四囗生活。他为人耿直、乐观，平易近人。仅要求能否分给他一块自留地，以解决基本生活的需要。按规定下放干部是不允许有自留地的，经我们再三向公社反映，村民讨论同意拨他一块自留地，这在全公社是唯一的特例。对此，余心铭同志感激不尽。 也许是缘份，江上与坳上两村相连，下放干部劳动不计工分(因为领工资)，可自由参加各队的劳动。因此我们结伴在各所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有一天割稻，两人累得不行，肚子又饿，便一起到供销社要了三两地瓜酒，一块饼，各人一半，好过瘾啊！到付款时两人同时摸口袋，结果空无分文，两人对着哈哈大笑。我平生第一次写上欠条，共计人民币二角伍分，印象太深了。在90年代初的一次课堂上，我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亊，有一个叫严荣榕的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谁知后来他竟是老余的女婿，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在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帮杨林昌家砍柴火，结伴与杨林昌穿过深山密林到泰宁探望他的母亲；我们还一起挑灯夜战建大队的猪栏等，相同的遭遇，共同的感受，把我们连在一起，结成同甘共苦的患难兄弟。
五、战严寒，修公路，高山四结义 1969年的深秋，天气异常寒冷。正值农闲，在公社统一布署下，各大队集中劳力，自带口粮，修建从新厝大队经琢石大队到黄家际大队的公路。我们分配到琢石大队的工地上，这里地处高山地带，天寒地冻，100多人分宿在农舍里，非常拥挤。我、叶金、新铭和林昌四人同居一房，一张床四人睡，头脚相错，似斧头尖，挤得连翻身都不行。条件虽艰苦，但是我们肩负着指挥大任，早出晚归，毫无怨言。两个多月的并肩战斗，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感情，看到开山劈岭形成公路的雏形，我们很高兴。有一个夜晚，我们四个人边喝酒边聊天，林昌突然建议四人结拜为兄弟，酒兴正起，大家异囗同声地说 ：“同意！”就这么简单地完成了高山四结义。按年龄排行，叶金为老大，新铭为老二，我为老三，林昌为老四。至此后几十年，虽然工作变动，各奔东西，我们兄弟情谊一直保持不变。 六、两遇险情，化险为夷 在下放期间，我两遇险情，还好化险为夷。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 一是修建公路遇火险。在修建公路时，有一次一个粗心的农民随手把烟头一扔，恰好扔到干草堆里却没有及时发觉，很快就引起火烧山。我穿着易燃的棉袄被突如其来的大火包围，在快速判断火情后，便迅速地往山顶上冲。有的农民怕我出事，四处寻找，当我好不容易从火海中冲出来时，几个年轻农民飞奔过来，不顾我充满焦味的棉袄和乌黑的脸庞，紧紧地抱着我不停地说：“老张，好险啊！”有的还流下了泪水，这一幕令我终身难忘。“老张”的称谓，激动的泪水，显示出“臭老九” 与农民情感的交融，这是一个飞跃。 二是盘山公路运农药出车祸。有一段时间，我借调到公社办公室筹备党代会。有一天上午，我接到邻近桂林公社办公室的紧急电话，说该公社出现大面积的稻瘟病，请求我们紧急支持大量农药——稻瘟净。我与农技员商量并征得公社书记同意，由我驾驶工农六型拖拉机，和农技员一同运送农药前往支持。桂林公社在海拔二千多米的高山上，我驾着拖拉机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向着山顶缓慢爬行。一路上我心急如焚，为了争取时间提前到达，下坡时冒险开六档快速下冲，拖拉机突然失控，我快速将方向盘往右边拐，狠狠地撞到右侧山坡上，如果拖拉机往左边冲，便会坠入万丈深渊，我们也会因此粉身碎骨而“光荣了” ， 我再次幸运地躲过一劫。惊魂甫定之后，立即检查自己的身体和拖拉机的状况，还好人没事，拖拉机虽有损坏，但还能上路，最终总算完成了任务。 七、我为什么离开农村 在下放期间，我曾担任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副队长的职务，配合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的工作。有一天我正在大队值班，接公社办公室电话，说根据县委书记指示，公社党委决定：我们大队种植双季稻的面积必须达到98%。我将此决定向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转达，他们立即安排召开生产队长会议，商讨如何执行县委和公社党委的决定。会上，生产队长认为，这个决定不合适，因为有相当多的烂泥田、冷水田、斗笠田不适宜种双季稻，种单季稻不仅产量要比双季稻高，而且可以节省大量劳力和农资成本。但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却坚持必须百分百完成公社下达的任务。在会上我沉默不语，会后私下对宣传队长说：“这不妥吧！到底谁了解实际情况，谁会种田，是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还是本地农民？！”他看着我那愤愤不平的神情，很耐心地劝导说：“我们都是下放干部，是‘游山虎’，本地干部是‘坐山虎’，手中有权，手下有人，‘游山虎’是斗不过‘坐山虎’的，由他们去吧！” 不久，公社书记和农技员到大队来检查种植双季稻面积的落实情况，检查后公社书记当即召开现场会，他大发雷霆，称有的人“阳奉阴违”，在一些田地种了单季稻，要立即拔掉，重插双季稻秧苗。随即公社书记以身示范，下田拔已插多日的单季稻秧，大队干部和我等下放干部只得跟随其后，许多围观的农民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在小声咒骂，后来大多数人终于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白天的一幕令我痛心和困惑。土地的主人没有自主权，人民公仆任意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发号施令，作威作福，随意侵犯人民的根本利益，轻易挥霍他们的血汗钱，而我却没有能力保护他们，违背良知地跟着当权者做损害农民的错事。我于心不忍，经过两天两夜激烈的思想斗争，认为自己不应该继续在农村呆下去了。于是斗胆背着社、队领导给县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强调自己是学工科的，连单季稻与双季稻苗都分不清楚，不适宜继续搞农村工作。 一个月后，我接到县组织部回复，叫我到县工业科报到，筹建县钢铁厂和磷肥厂。 我是含着泪水离开坪上大队的。患难与共的兄弟情，农民乡亲的关爱，给我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我感谢他们，但不忍心再伤害他们，这是我离开农村的真正原因。正好当时各县大兴“五小”工业，我恰好碰上这个机缘，才实现这个愿望。（未完待续） 2010年7月9日于福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