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建国十七年文学之魂--郑波光(香港)高五组【校友文萃】

第11次丁玲学术研讨会（国际）论文

    说明
    这是我参加2009年12月26-29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十一届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丁玲研讨会，参加这一盛会纯属偶然。10月初，中山大学黄修己教授来厦门，集美大学原副校长商振泰先生在环岛路珍珠湾花之霖酒店设宴欢迎，在宴请的人中，有我和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庄钟庆教授，庄老师邀我参加丁玲会并送我一部他的丁玲新论著。我用了两个来月时间，阅读资料，王蒙、周良沛、钱理群的文章印象深刻，我第一次认真阅读丁玲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篇小说文本，感受良深，描写当年土地改革的情景，原汁原味原生态。丁玲小说首创意识形态叙事模式，是意识形态化的，但是，丁玲艺术的个性化、真实性、大气，给她小说带来不朽的艺术魅力，令人赞赏。新中国成立后，她没有过几年好日子，就受她的宗派敌人迫害，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几乎从文坛蒸发，但是，她的原创意识形态小说叙事模式影响始终存在，是建国十七年文学之魂。我以为，丁玲的贡献是杰出的，影响是正面的。
                                                   作者 2010•1•4•

丁玲——建国十七年文学之魂
意识形态模式是十七年文学的灵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无可超越的文学范本
丁玲的苦难在于她的真诚和忠诚
                   
集美大学  郑 波 光

意识形态模式是十七年文学的灵魂

    “意识形态模式”是上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创造的新的小说的新模式，可以说，解放区小说作家的创作，如欧阳山、刘白羽、赵树理、孙犁等等解放区新老作家的作品，都应该放在这个范畴之中。一种模式的最终确立，是以经典名著的出现为标志的。“意识形态模式”小说的成型和郑重确立，是后来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三等奖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的出版，才真正确立起来。并且，是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经典名著为标志的。钱理群借用胡风对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的评价，认为这两部小说的出版，也应该视为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完全正确。关于这两部小说出版的意义和价值，钱理群专门写了分量很重的一篇文章《“新的小说的诞生”》（《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1期）。当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这两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准并非等量齐观。前者分量无疑要重得多。模式以其为标志是当之无愧的。

    实际上，这种模式的萌芽，就是丁玲1932年发表的小说《水》，当年冯雪峰就写了《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可以说，冯雪峰是左翼理论家中政治艺术嗅觉最敏锐的人。他是这样界定的：“新的小说家，是一个能够正确地理解阶级斗争，站在工农大众的利益上，特别是看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的作家！这样的作家所写的小说，才算是新的小说。”（1）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还要求作家们首先要改造自己，“脱胎换骨”，“清算自己”。很明显，冯雪峰这些观点都被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吸收，并进一步放大、发挥。钱理群先生的文章，很详细介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的出版和毛泽东的关系，以及丁玲对毛泽东的崇敬和感激之情。这集中表现在丁玲1979年五一节写于北京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印前言》上。丁玲出于对共产党信念的真诚信仰和虔诚，她极其诚心地亲自到达许多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村去体验生活，最后落实到自己的作品中，充分肯定土地改革给贫苦农民带来的翻身和解放。应该说，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她真正无愧于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的殊荣。

    这部小说，是经过毛泽东和几个秀才胡乔木、萧三、艾思奇一起商定的。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建议有关方面早日出版”。可以说，它提供了“新的小说”的意识形态范本。它要求作家必须以革命意识形态为主导，“对作家的绝对要求，必然是不仅是要用党的意识形态来观察、分析一切，而且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化为自己的艺术思维，成为创作的有机组成。正是在这一点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显示了一种‘示范意义’。”（2）当然，这种概括，是后来经过演绎和整合的结果。解放区文学这样一种对作家、对文学作品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就成了不言而谕、约定俗成的模式。这就是意识形态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新中国文学之魂。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中，丁玲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表现了对党的土地改革能够带来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真诚信仰，并且，真诚信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这一切都流露在其小说叙事的笔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腐朽的封建制度与阶级统治必然被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的阶级斗争所推翻”，（当然，这些论断也都是尔后经由文艺领导的理论修订和整合）这些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论断，都是最早体现在丁玲的这部小说里的。此后，就成了新中国包括工农兵学商几乎所有题材小说的共同灵魂。解放后数量众多的各种小说，实际上都是同一母题的不同变奏，万变不离其宗：朱老忠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出路（《红旗谱》）；梁生宝只有在新社会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走上富裕的道路（《创业史》）；林道静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正确方向（《青春之歌》），农业合作化题材、工业题材、战争题材……，莫不如此。就是小说以外其他门类诗歌、散文、戏剧，主题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如老舍最著名的《茶馆》，也是有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样一个潜在的主题。这一切，都可看作是丁玲意识形态范式的深远影响。这一影响是正面的，在十七年当年那个时代，都是出彩的，是一个“彩”，一个亮点。

    文艺界老人们都知道，丁玲受过周扬长期的迫害。现在人们普遍同情丁玲，而对十七年处于文艺界最高地位的周扬不以为然。丁玲遭受政治不公正的待遇，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扬主观因素对丁玲的忌刻、成见造成的。但是，今天看来，尽管丁玲深受迫害，很快淡出人们视野，但是，她的名著的影响，尤其她首创的意识形态叙事模式，却一直是十七年文学的灵魂，这影响是积极的；而周扬，他十七年的理论和做法，很多地方却是相当消极的，负面影响太大。上世纪80年代，我在山西太原师专讲当代文学就注意到，十七年每次文代会，都要批判“公式化、概念化”，可是周扬报告中总要又提出导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新举措，下一次再反再提，独角戏是他一个人在演。经过文革，这一点，周扬自己可能也深有感觉，新时期他出自己论文集，居然要把他1957年文艺界反右总结报告，影响最大的那篇文章去掉，这说明他是心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有真诚的反省。

    我们说，意识形态模式是十七年文学之魂，就是说，丁玲是十七年文学之魂。这是从正面肯定的意义上说的，也是放到当年历史情境中去说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不可超越的文学范本

    一部好的小说，它的标志就是，你任何时候读起来，都不会有时间的阻隔，不会有时代的阻隔。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景物、情境，永远是那样的鲜活。这是我此次阅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文本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小说第一章“胶皮大车”，就是这辆胶皮大车，将我们带入“山雨欲来风满楼”土地改革即将到来的中国北方一个普通农村“暖水屯”。等我们将全书58章通读完毕，不禁对这个经过土地改革的中国普通农村“暖水屯”感到亲切起来。

    这种亲切，首先是对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时间特定历史情境中活动的人物，在作者笔下依旧令人感到那么鲜活，那么亲切。

    我们还可以十分新鲜的发现，在丁玲这部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每一个都是在现实社会环境、现实社会关系中生活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个阶级的符号。先进分子没有被“净化”，坏人也没有被完全妖魔化。这里没有接受“更集中、更强烈”的刻意诱导，却有着十分贴近生活真实的真诚。第九章“第一个党员”，暖水屯支部书记张裕民，小说并没有回避他过去曾经沾染赌博的恶习，农会主任程仁在大是大非面前也曾有不当的地方，这两人是该村土地改革第一第二号领导者，但是，他们做人的基本点却是正直、公道、无私，还有难能可贵的勇于改正错误的坦诚，终于赢得群众的真心拥护。村中第一尖——头号坏人——恶霸地主钱文贵，暖水屯的土地改革最终就是因为斗倒钱文贵才真正发动起来，取得胜利的。这是第一号坏人。但是这一坏人也不是一无是处。小说中写的第一美女，纯洁上进的黑妮，农会主席程仁的情人，丁玲谈到这是自己钟爱的出身地主家庭的少女形象。她就是钱文贵的侄女，钱的弟弟死后，弟媳改嫁，他坚决不让弟媳带走女儿，不能简单认为他是要把侄女当成长工。他显然是要为死去的弟弟留下一根血脉，这是手足之情。从小说看，黑妮丝毫没有受到虐待，她跟姐姐一样穿好的衣服，一样到学校受教育。伯父派她到顾涌家打听消息，她什么也没有打听就回来，伯父也没有丝毫责备她。钱文贵对村里一些人，可谓作恶多端，但对侄女的抚养还是保留着不少良心和爱心。以上是正反两个典型例子。实际上，小说中人物，无论大小无论主次，所有人物都没有简单化、概念化，更不用说脸谱化了。

    丁玲对农村的观察描写相当具体、细致，笔力相当粗犷、豪放。她不避农民的粗野和粗话。读这部小说，就像看到一株刚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新鲜青菜，它连着根，带着土，纯粹原生态，不是经过去根、修剪，摆在货架上的青菜。这是真正来自实生活的原汁原味。

    这部小说对土地改革的描写是广阔的，视野是开阔的。中心是暖水屯一个村，涉及的是一个县许多村，还联系到许多城市，联系到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物对土地改革、甚是对共产党、毛泽东打天下的舆论与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大的手笔的风范和气概。

    这部小说，在表现农村人物关系、阶级关系的交织错综、真实到位上，更是后来小说难以企及的，过去人们称赞它不仅是“翻身史”而且是“翻心史”，这是极高的评价。这一点是最受人称道的。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对土地改革真实、忠实的描写，为人们留下永恒真实的历史画面，是丁玲这部小说伟大的文学贡献。“真实”是第一被人称道的。“真实”也是丁玲最鲜明的创作个性。郑朝宗先生曾经指出“丁玲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尽管语言风格与描写手法力求民族化、大众化，然而她刻意求真的性格依然如故。”他还提到丁玲在《重印前言》里说，“书中几个主要人物，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郑先生（本人在厦门大学读书时，郑朝宗教授教我们《西洋文学史》）在谈到丁玲的性格时，又这样说到：“丁老的性格，除了刚强之外，还有刻意求真，决不因怕触犯忌讳而回避生活这一特点。”（3）

    “刻意求真，不怕犯忌”，郑朝宗先生这一评价是十分精到的。本文上边的人物分析所提到的正面反面人物，可以作为粗浅的例证。丁玲在小说中象这样写正面人物，她不怕犯忌，不怕别人攻击她“丑化党的干部”；书中最坏的人物，她这样写，也不怕别人攻击她“美化敌人”。这也正是丁玲相当独立的创作个性之所在。这在解放区文学和后来十七年文学中是不多见的。我感到，似乎没有一部小说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真诚和真实。

    关于这部小说，还有一个问题。丁玲有没有欣赏群众性的暴力“强暴的美”，并且“转化为新的美学原则”，跟《暴风骤雨》一样呢？我以为并没有。这是钱理群先生在其文中表述的。从小说文本看，在斗争钱文贵的开头，群众的暴力，群情的激昂，是被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但是进行下去，两部小说的结果就明显不同，绝对不能混为一谈。《暴风骤雨》最后是很快就接受群众要求，枪毙了韩老六。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是支部书记张裕民，牢记县宣传部长章品的嘱咐，一定要防止把斗争对象当场打死，死刑要上面批准，要经过法律程序。他用党的政策、法的观念，宣传群众，并用自己的身体挡在钱文贵身上，中止群众的暴力，并且有效遏制了暴力。一个有水准、有魄力、果敢优秀的基层干部形象，就这样凸现在我们面前。这是这部小说相当不一般的地方。

    这部小说还有今天看来依然相当不同凡响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对土地改革被打倒的对象，还有精神救赎的问题。首先，在斗争会上，劝止群众打死斗争对象之后，主持人让群众责成钱文贵当场写出了认罪书、悔过书、保证书。其次，在没收其全部土地、财产后，不光给其两个儿子各留下一部分土地、财产，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改革工作组，也给钱文贵夫妇合理留下生活所需的部分土地、财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出路的政策，兼对剥削阶级的精神救赎。这一笔相当大气，相当罕见，不同凡响，很不简单。

    我觉得，这部小说长期被冷落，实际上还有很大研究的空间。

丁玲的苦难在于她的真诚和忠诚

    感谢庄钟庆先生新著《丁玲创作个性的演变》一书，给我们提供相当丰富的资料，其中一处写到，“1975年5月，丁玲同志从秦岭监狱释放出来，定居于长治市郊老顶山下的漳头村。”（第129页）看到此处特别亲切。1975年，我就在离长治不远的山西沁县一中工作，当时隐约听到丁玲在山西，也许就是她刚刚从监狱释放出来。不久后，我在已故大学同窗施祖新同学真诚执着帮助下（当时调动工作真不容易），调往太原市工作，1978年我在太原师专中文系教当代文学，不久就看到丁玲在《人民文学》发表《杜晚香》这部作品，读后十分惊叹，笔力依旧那么清新雄健，不减当年，给人艺术青春永驻之感。受了那么多的罪，精神不仅毫无萎靡不振，而且健康积极如故。令所有敬重她的读者欣慰。

    丁玲是一位很有才气的作家，一位影响力极大的作家。她注重个性，注重真实，从她原创的意识形态模式的巨大影响力看，她不仅仅是将才，而且是个帅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供的就是范式。可惜文艺界有人恶意迫害，使她1957年后遭到大难，面临牢狱之灾。几乎从文坛蒸发，不能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界的统帅，一位领军人物（斯大林文学奖给她奠定无可争议的基础）。否则，建国十七年的文学成就，将会是更加辉煌。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高度评价了她，也有不少文章对她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我所看到的、对丁玲真正做到“同情的了解”（借用陈寅恪这一名言）的，有两篇十分难得的文章，这就是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2期），周良沛的《重读丁玲》（《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4期）。这两篇都收入《四海》1997年6期。

    从王蒙、周良沛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丁玲这位全部身心投身革命的作家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和真诚（甚至可以说赤诚）。这是一位性情中人，是一个不会做假，不会与人虚与委蛇的人。这些话都必须放到具体的历史时代、历史环境和具体语境中去认定。我以为，这是毋庸置疑的，确定无疑的。一个最有力、最“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是王蒙文章所写的这一事实：

    “她在1942年6月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完时，触目惊心地论证道：‘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4）”

    在引用丁玲这段话后，王蒙动情地写道：“没有对于革命或用丁的话即对于新的阶级的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这样刺刀见红的句子的。……把这样的作家打成右派，真是昏了心！”（5）这种义愤，我相信大多数人是认可的。

    丁玲被打成右派是特别不公正的。但是，周良沛文章谈到，新时期中央给丁玲平反，周扬居然还极力反对。周良沛文章中还提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将军讲的一个事实，王震请贺敬之代他专请周扬、丁玲、艾青三人一起吃顿饭，意思不言自明。结果，当年被他深害的丁玲、艾青都有气量赴席，唯独害人者周扬缺席。（6）周扬这种心性，实在太说不过去了！

    新时期周扬曾以思想解放的名义，高举“人道主义，异化理论”大旗，渴望思想解放的文艺界人们曾对他有过好感。但是，今天从知情人揭示的事实看来，他顽固坚持错误，对曾受过他迫害的人如此不“人道”，可以看到他本人被反动的极左思想“异化”得已经完全不可救药了。王蒙文章写到，当丁玲看到周扬因胡乔木批评 他的“人道主义、异化理论”而被击垮，心情是多么快乐！真是替她大大的出了一口恶气。在丁玲离开人世之前，能看到丁玲这种快乐，我们都会为这位大半辈子受其苦的人，感到无比快乐和欣慰。

    丁玲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女作家。她的贡献，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跨越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的。她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她的文学成就是永恒的。她的“一本书主义”讲究文学作品质量的呼声，依旧是响彻云霄的号角！

    从她的个性和她的经历看，在很大意义上，她的苦难实在是出于她的真诚和忠诚。这样的作家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她的作品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去研究。
                                                      2009•12•21•
注释：
（1）《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二册，8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钱理群：《“新的小说的诞生”》，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1期3页，7页
（3）庄钟庆《丁玲创作个性的演变》第77页
（4）《丁玲文集》六卷21页
（5）（6）《四海》1997年6期81页；90页，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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