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家伍远资-----------庄连枝【作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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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自：1988年11月厦门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教育事业家伍远资
一九00年十二月一日,伍远资出生于南安石井村。父母是贫苦 的农民。伍远资幼时由于家境贫寒，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几年私塾,后来插班到石井鳌峰小学,成为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由于生活贫困未能继续升学。适逢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师范学校,既免学费,且供膳宿,困难的学生还可参加勤工俭学。一九一八年秋,伍远资考进了该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利用课余刻蜡纸、抄写、打杂 ,以维持自己的学习费用。师范学校的专业思想教育,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的精神,奠定了他献身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一九二O年十二月,伍远资毕业于该校讲习科,是集美师范最早的毕业生。 师范毕业后,伍远资即应聘金门模范村珠山小学,任校长。当时他结婚不久,就与堂弟伍远德一起到珠山小学工作。珠山小学学生刁皮,有几位校长和教师教不下去走了。伍远资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学生、家长和校董对于过去的校务有正确的批评，也有切合他们生活需要的要求,只是由于校长、教员不负责任，造成学生失望，家长、校董不满。于是他决定注意师生间的共同生活，带领师生开辟操场，设立小图书室，编辑壁报。凡课内外活动，假日出外远足，他都参加。过了一学期，学生们礼貌、活泼、热情，并未发生胡闹的事。再过了一学期，学校开始形成尊师爱校的好学风。 在珠山一年，伍远资做出了成绩，可是家乡父老强要他回乡任教。他推辞不得，便向珠山校董辞职。学生们闻讯，依依不舍赶来送行，使他感动万分。 从一九二二年二月到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先后在家乡母校鳌峰小学和邻近的莲江小学任教。 厦门大学于一九二六年八月成立国学研究院,伍远资被录取为研究生（在职进修,没有离任)。据当时同他在一起进修的孙家壁、林树仁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导师有林语堂、鲁迅、顾颉刚等。”一九二七年五月,该院宣告停办，他也中途停辍。 大同小学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0八年),原来的校舍设在赖厝埕(即现在鹭江戏院所在地),是向华侨租用的二层楼房,仅六间阴暗狭小的教室。伍远资接任校长后,由于学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家长争送子女入学。许多家长知道学校能容纳的学生有限,于是背地里便向他送礼,以便他们的子女能得到学校的特別通融。伍远资接到礼物立予退还。是贫寒家长就进行安慰劝说；是知识分子就征求对办学的意见；是富商大老就声明他不接受私人礼物，但希望他们捐资兴学,造福后代。因而各种类型的家长都竭诚拥护他的办学。伍远资因势利导,依靠家长、社会人士的支持,也向海外华侨募捐,于一九二九年元旦在小学路奠基建新校舍。这座新较舍为二层混凝土结构,共有十二间教室,办公厅和其他附属房间。这座楼至今仍是大同小学的主校舍(解放后加层为三层)。接着又收买学校旁边一座华侨的二层楼房,修葺后辟为4间教室。这样,迁入新校舍后大同小学的生数便由二百多人发展到近千人,过了两年,发展到一千多人。低年级实行二部制,上下午轮流上课。 厦门历史上以学校命名的街道,一条是厦港通往厦大的“大学路”,还有一条就是大同小学在该地而命名的“小学路“。这是厦门教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两件事。 伍运资认识到教师素质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为保证教学质量，确实做到用人唯贤。他于一九三五年发表在《大同小学校刊》上的“小学行政漫谈”中提出:“在学校行政管理人是最关重要的问题,不得有“力”的人,一切理论都是空谈,无补实效……所以人受委任或聘任与学校发生职责关系,一踏进校门,就要肩起责任来。”他认为要办第一流的学校,首先要有第一流的教师。据他的儿子(现任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伍伯瑜的回忆:“解放前我投考全国名牌大学落第,在家无所事事,要求父亲暂时让我到他的学校任教。父亲说我不是念师范的,没资格当教师。”伍远资的次女是仙游师范毕业生,想来校任教。他对女儿说:“安排你在我的学校工作有许多不便,你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到别的学校工作吧。”他的亲朋好友,甚至他的上司向他介绍教员,他也不轻易接受;相反,只要他听说某地方(不管厦门或内地)有优秀教师,他就立刻前往调查了解,确实是优秀的，他就不厌其烦的三顾茅庐，高薪予以聘请,并根据他们的特长,安排适当的工作。 伍远资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他领导教师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吸收从国外和江浙来的最新的教育信息,力争使学校赶上最先进的潮流。他主动联系厦大教育系,取得他们的协助和指导,开展各种新教育教学方法的实验。每学期开学初,他都要求每个教师选认教研课题,经过实验和研究,写成教研论文,限期交卷。他主持出版的《大同小学校刊》(铅印)发表教师们教改实验的成果和教研论文,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厦大图书馆期刊室还保存有大同小学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校刊。)在伍远资的严格要求下,大同小学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教师。如:叶沧溪、徐址安、陈懋才、庄崧岳、孙森……以后他们成为厦鼓各小学的精干校长或教师。这些人在谈到他们从事教育的经验体会时,无不感激伍远资对他们的培养教育。他们以伍远资为榜样,热爱学校、热爱师生,勇于改革教育教学,赶上时代的潮流。抗战胜利后,伍远资续任大同小学校长及校董期间所聘请的教师中,解放后被市人民政府教育局任命为校长的有董白丁、洪碧清等5人,提拔到厦师和市属各中学教师的有庄连枝、陈兆英、吴序璞等10人,到军政大学学习,后来成为党政军中层干部的有沈加南、庄明岩等5人。这说明伍运资所聘请的教师,不仅重视业务素质,也重视思想品质。 伍远资反对硬读死记,反对填鸭式的教学,引导教师学习儿童心理学,注意因材施教。学生成绩特别优秀的准予跳级。他还在学校倡导学习和实验陶行知的教育学说,主张在做中学、学中做、手脑并用,发展学生的智力、体力和在实践中创造的能力。伍远资在大同小学还实验过五年一贯制,据说那时福建省只有大同小学一所学校实验这种新学制。这次实验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 伍远资办学十分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和树立优良校风。他提出“奋进”作为大同小学的校训,经常利用晨会,周会,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常规教育。他常说:“能奋进才是好汉,甘落后等于废人,”“诚毅(集美校训)加奋进,庸人也能成良才。” 伍远资办学,不仅重视文化课的教学,也重视体、美、音的教学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他聘请教师,也注意选聘那些在体、美、音方面有较高造诣并有较强活动能力的人。例如聘请的美术教师甘朝驹,音乐教师林泉声,后来是厦鼓著名的小学校长。他们对厦门儿童艺术教育的开展,起了倡导和推动的作用。又如对于没有文凭,但能作词作曲,且在音乐教学上已初试锋芒的青年教师庄垂桥,也打破惯例,把他从晋江偏僻农村的小学礼聘到大同小学来。解放后不久,柳永忠作词,庄垂桥作曲的《少年儿童联唱》、《厦门解放联唱》等两部歌曲,由庄垂桥亲自教唱,并培养小指挥。在全市小学生歌咏比赛中,大同小学获得最佳的聂耳奖。一九五二年秋,市教育局提拔庄为集美中学音乐教师。据三十年代在大同小学任过教的老教师回忆说:“当时全市举行的小学生运动会或其他比赛,大同小学都是名列前茅。”这同伍运资选聘著名的体育教师吴龙江、音乐教师廖超勋等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伍远资既抓校内各科教学和领导课外活动,又重视家长工作,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学校办学。他忘我地工作,几乎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同事们关心他的身体,特地指定一位教师专门负责提醒伍远资及时就餐和休息。 伍远资对厦门初等教育事业的贡献,《厦门市志·学校志》对他作了正确的评价:“伍远资上任(大同小学较长)后,致力于学校办学,在校董会的支持赞助下,并向南洋华侨募捐,集资在小学路建设新校舍……他热心教育事业,治校严,劳动耕耘,使该校成为当时我市声誉卓然的小学之一。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航、飞机经常袭击厦门港口,企图强占厦岛,形势日益紧张。伍远资把有家庭拖累的教师,先行疏散到内地。自己却在日军登陆之际,才迅速离开学校。他撰写的《乡教七年·从头做起》,有一段记述:“……五月十日早晨,日敌从厦门泥金社登陆,午后四时许,炮声、枪声越接近市区……校工张文川仓惶从校门外走进办公室说:‘校长,敌人已窜进莲扳,你要速离开呀!’我仍然默坐在办公厅。这是我的家——大同小学,十多年来,我们同心同德,惨淡经营,凝聚着我们的血汗,哪能让给敌人占领,我不觉怆然泪下!可是,敌人的飞机声、枪炮声逐渐迫近、非走不可,我从抽屉里,拿出校印,藏在衣袋,踏出校门,避居鼓浪屿。第二天清早,雇小船到东屿登岸,步行到新安岭,回望厦门岛,烽火连天,无限怅惘。 伍远资回到石井,恰逢爱国华侨李光前准备在家乡芙蓉乡捐资办学,正需要一位足以信赖的经办人,经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的推荐,一九三八年十月间,伍远资来到芙蓉乡开始筹建以李光前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国专小学。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学校经上级批准立案,聘请伍远资为首任校长,同时成立校董会,李光前任董事长,陈村牧为副董事长,伍远资兼任校董会办事处主任。 一九三九年秋,伍远资制定并公布了国专小学行政组织和施教措施。学校组织严密,制度完善,从校长到级任、科任直至工友,各人职责明确,大家分工合作,全校形成一个整体,施教方针则持别注重战时教育,生活教育；提倡手脑并用,文武并重；实行儿童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统筹兼顾的乡村教育计划,要求各科教师结合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全校每学期举行示范教学两次,教学研讨会三次,提倡互相观摩教学,交流经验,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方面,举行面向社会的音乐会,演唱抗战歌的演员下乡演出话剧、歌剧,宣传长期抗战,抗战必胜的道理；举办成人和妇女识字班，传播家教常识。在芙蓉乡各渡头设立阅报栏,剪贴和书写最新的抗战新闻;设立民众教育馆,以祠堂为馆址,陈列各种实物,模型标本,抗战书报,供民众浏览,并定期举行各种通俗的演讲会。在各种宣传抗战的场合,伍远资还常常亲自登台演说。他提倡教学结合生产,在祠堂内设农业馆,聘请一位农校毕业的教师主持;陈列改良后的良种,革新的农具和合成肥料等。他还指导创办小农场,试种油茶、桐油、良种蓖麻等经济作物;饲养家兔、绒鸡等家禽。他认为以此在芙蓉各村推广,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变战时农村穷困的面貌。他提倡设“幸福日”,即各村每年订一日为幸福日,在这一日学校开运动会,公演话剧,搞教学成果展览,让村民参观,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家家加菜,人人过快乐的一日,以取代“佛诞”迷信、请客、铺张浪费的陋习。他还提倡节俭办婚事、丧事、移风易俗。他主张学校医务室向村民开放,这同李光前以后把学校医务室扩展为服务社会医院的宗旨是一致的。 伍远资平易近人,衣着朴素,他在《乡教七年》文中写着:“成功的乡村教师感化要广泛,不仅是儿童,要及于大众；不仅是学校,要及于家庭社会；不仅要求校舍清净,藏修乐道,而牛粪马溺的气味,尽是西藏贡香,可引人入胜。”伍运资的这种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办学方式,较之原有学校死气沉沉的教学和私塾的诗云子曰的死读书,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受到师生和乡民的欢迎。 国专小学开办以后,不仅本乡儿童乐于入学,而且邻近各乡,甚至丰州、石井等地,也有不少学生慕名负笈远道前来就学,因此,国专小学的影响及于全县,国专小学被誉为南安县的模范小学。那时国专的教师,全体住校食宿办公，白天要给小学生上课,晚上要给成人妇女上课,还有许多课外的、社会活动,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但大家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毫无怨言。 远资还担任校董会办事处主任,主持学校的基建、安排学校的经费,力争逐步充实学校的教学设备,他被选为南安县教育理事会的会长。从一九三九年春开始,总校和各分校陆续筹建新校舍,校舍要建在符合要求的地点。但个别豪绅却以有伤“风水”为由,利用族亲派系不同,从中作梗。伍远资费尽心血,巧与周旋,使各校校舍建设得以顺利进行。一九四O年总校和三个分校的第二期校舍建设陆续完成,学校的教学设备,也有很大充实。 一九三九年秋,伍远资经过李光前的同意,设立“李光前奖学金”,奖励本乡品学兼优的贫苦子弟升学。一九四一年十月设立全县范围的“李光前奖金委员会”负责奖励全县中小学品学兼优的贫苦子弟升学就读。 一九四二年南安县有20多名归国侨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不能出国,伍远资特地为他们在国专小学开办初中补习班。接着在侨汇基本断绝的情况下,按照李光前的规划,他又冲破重重困难,创办起国光中学(取国专、光前父子两人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命名。) 抗战胜利后,厦门市教育局委任伍远资任初教科科长。他于一九四五年十月来厦赴任,同时还兼任大同小学校长。他在任科长期间内,抵制当时市党部某些人,企图安插一些无能的亲信把持教育界的阴谋,保护了许多老教师,使他们免于失业。 一九四五年十月,李光前由美国返回新加坡,着手整顿被日军破坏的产业,同时函电国专校董会,嘱咐继续举办家乡教育公益事业。校董会复函报告抗战期间学校情况,并建议确定常年经费,充实教学、体育、卫生设备,增建校舍。李光前一一采纳,表示要不遗余力筹措。接着李光前再次致函陈村牧云：“国专学校历年来,深赖先生领导与伍校长并力筹划,维持至今,心力烦劳,感佩至深。窃念国专前途,仍有赖先生之指导与伍校长之主持,望二位先生尽力襄助,以酬窃兴学报国之夙愿。”因此一九四六年春伍远资重回芙蓉乡。当时因扩办国光中学,校董会事务繁忙,他乃辞去国专小学校长之职,专任国专校董会办事处主任,开始筹划并实施国专学村的整体发展方案,与此同时,他还帮助家乡石井创办延平中学(后改名成功中学)。 在他担任县参议员期间,曾利用这个职务掩护过一些革命青年和地下党组织。例如抗战时期,教师李毅然向学生讲长征和延安的故事,很受学生的欢迎。国民党县党部要抓他,伍远资闻讯,立即护送他离开学校,转移到广西去。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八年,他获知“南安异党嫌疑”黑名单中有李开华、李成章之名,立即通知他们离开南安。地下党在国专校董会、国专一、二、三校建立革命据点,都得到伍远资的默许和掩护。他曾用校董会名义捐200元美金给游击队当经费;用明夺暗送的办法,把崭新的驳壳枪连同几十发子弹,送给游击队使用。 一九四九年九月,梅山我干部黄泉成配合闽中陈鼎均等同志成立“梅山解放委员会”的过渡政权,聘伍远资任主任,勒令伪乡长陈台銮负责治安,立功赎罪。在梅山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在国专二校排练节目,准备迎接解放大军(本段资料曾刊载在南安党史办出版的“游击队革命斗争回忆录”上)。 新中国诞生后,伍远资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解放了,这是知识分子为国出力的时候。”他立即把兴建学村的计划,报告李光前。在报告中他提出发展国专学校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①要有整体设计和合乎要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和比较充实的教学设备;②要以较优厚的待遇,从城镇聘请各科教学优秀的教师；③要有稳定的比较充足的经营费。一九五O年三月二十八日李光前复函伍远资说:“……先生自主持国校以来转瞬己易十二寒暑矣,乡中父老每多称赞,即此间李氏基金委员会诸人无不钦佩先生服务教育之伟大精神也。大函所提国校应备之三条件,李氏基金委员会深表赞同,惟以目下原料缺乏,倘在地有适合原料,当就可能部分逐渐进行,一俟交通畅达,物资充足之时,始依照计划全部完成之……” 在写此信之后,李光前在国外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于是先后汇巨款给国专校董会和陈嘉庚先生(用于支援厦大和集美学校的建设)。建国后,陈嘉庚先生回国定居,一九五O年十月三日至二十七日亲自视察了国专学村。这时,李光前致函伍远资云:“嗣后,有关学校之一切建筑及设备,家岳父如有指示,尽请遵照执行,无须来函询问也。” 一九五0年以后,由于李光前的大力支持,在陈嘉庚先生的直接领导下,由伍远资亲自经办,国专学村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期间,伍远资多次拜访请教陈嘉庚先生,商讨建校事务,他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合影和互相通信的手稿,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充分体现了嘉庚先生和伍远资公而忘私精神。 经过五年多的奋战,国专学村几乎可与集美学村相媲美；其中有壮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舍(还有散处附近几个村庄的国专小学二校、三校、四校),有设备周全的医院,还有大礼堂、大运动场、戏院、发电站及其他附属设施。此外,还按照李光前的意愿,兴修水利(芙蓉坝)修造芙蓉桥、溪山一亭。旧的芙蓉乡,地处僻隅,交通闭塞,匪乱频繁,国专学村的建设,给芙蓉乡带了文明,带来了繁荣。如今的国专学村已经成为梅山镇的中心,与学村交错的丰庭街长达数里,成为闽南的名镇,每天由梅山发往南安、泉州、厦门等地的班车达二十多班。因此,一九八三年九月,国光中学建校40周年前夕,省委书记项南参观国专学村时,题词:“国光,国光,侨乡之光。国光,国光,国家之光。团结,学习,四化兴邦。”嗣后,国专学村作为我国著名的侨校,载入《中国教育年鉴》 解放后,伍远资从报中看到厦门大同小学在改革教学和全市的各种比赛中,成绩斐然,他非常高兴,特地由南安来到厦门,与当时的校长庄连枝会面。他希望庄校长尽力把大同小学办好,他一定动员校董和李光前先生从财力上加以支持。他们商定立即要办的三件事:一是收买学校附近的菜地和临时搭盖的房子,开辟为操场;二是学校的范围确定后,立即建造新校门和国墙;三是由伍远资向李光前建议,捐资为大同小学建筑一座二层的大礼堂,底层兼办幼儿园和活动室,上层为大会场。伍远资回梅山后,立即汇一笔款给大同小学,上述第一、二项很快实现了。大同小学后来所以能够有场地再扩建一座校舍;现在之所以有一个市区各小学望尘莫及的风雨场和大操场,是李光前先生和伍运资具体关怀支持的结果,遗憾的是修建大礼堂的事,后来因故未能实现。 难能可贵的是伍远资身为校董会办事处主任兼校长,前后经管钱财超千万,建筑器材无数,侨汇证卷成堆,但他纤尘不染,清贫度日。他经常谆谆告诫手下的经管人员说:“华侨的钱汇到学校,就是国家财产,我们应该克勤克俭,管好、用好这些财产,要向光前先生负责,向人民负责,不能有丝毫漏洞。”他财务公开,会计严密,个人生活俭补,对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前几年他的儿子伍伯瑜写过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说:“…我的童年,几乎很少看到父亲，除夕,全家围炉要吃团圆饭,他总是姗姗来迟。正月初一说是探亲访友去，实际上是去联系工作。我的家庭人口多,经济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祖父做过小贩,祖母、母亲、叔婶都搞农业,家里一直过着粗茶淡饭的农家生活。父亲的薪俸,仅作为家庭的辅助,我们需要时向他要钱,他总是盘问用途和用量,从来不肯多给……一些华侨友人为了表达对他敬佩之情、常有馈赠,如收音机、录放机一类的电器,我很想取一台录放机,供学习外语用,但他不肯却交给国光中学作为教具……”。 李成枫是光前先生在国外事业的重要主持人之一,是暹罗、马来亚、香港和广州许多企业的总巡(即总经理),李光前捐资办学的巨款,包括支援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建设费用,主要都是通过他支拨的,因而他同伍远资的通信最为频繁。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他给伍远资的信说:“老兄数十年为教育连自己的家乡都忘记,此种精神,所有侨外的远近乡亲均所深知,此次令慈仙逝,令郎又告夭亡,至深哀悼祈老兄仍以国家教育为服务终生的精神,而不太过悲伤以损贵体之健康为祷,弟所望亦乡侨们所望也。” 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一年,伍远资为学村的建设和筹建华侨大学嘉庚纪念堂问题,曾五次到香港、新加坡,向李光前汇报工作,请示意见。每次出国均随身携带资料:一、已建成的校舍照片;二、汇报办学情况和存在问题的书面材料;三、学校收支明细账目(以便同国外核对汇款)。光前先生和国外的其他校董对伍远资这种胸怀坦荡、认真负责的精神十分感佩。 在国专校董会档案中,有这样的资料:有些华侨校董汇钱给国内的亲属,是交由伍远资保管的,要他认真审核他亲属的实际需要分几次支付,以免他的家属乱发钱。他们信任伍远资甚于亲属。 伍远资对郑成功的史迹和林俊起义颇有研究,他博文而工书法。国专学村的“南侨楼”、“星洲耧”、“五爱楼”等一系列楼名,均为他亲笔所书。据伍远资儿媳说,厦门大学“芙蓉”群楼上的“芙蓉”两个大字;还有一些因李光前捐助而命名的楼名,也是伍远资亲笔所书。他还常以条幅书赠亲友。他的毛笔字自成一体,强劲有力。 据伍远资二女婿,菲徘宾华侨高文显和曾任国专小学教导主任的许敏兴(现住惠安东岭)说,抗战前,伍远资著作有《郑成功的故事》、《郑成功年谱》,由厦门新民书社出版。高文显还说他帮伍先生抄过两篇关于郑成功的论文。伍远资的秘书,离休干部黄志超(现住南安石井)也说,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郭沫若到南安石井郑成功纪念馆参观,考证郑成功自铸银币事,伍远资参加接待并赠送郭老一些关于郑成功的资料。郭老对伍远资研究郑成功的成绩很赞赏,当时还合影留念。在十年动乱中,他的一箱资料包括许多珍贵的照片,被造反派烧毁,殊为可借! 伍远资因积劳成疾,患了肺气喘病,他曾写信给光前先生的公子李成义,请求让他辞职休养。李成义复信说：“……先生因操劳‘家务’,内外繁杂,以致健康欠佳,弟至表同情尤深牵挂,‘吾家’情况一切甚为妥善,足堪令人满意,且被誉为邻乡模范,此皆先生劳苦所获之功绩也。来书谓欲辞职休养,使弟甚感不安,盖此后‘家务’仍有赖于先生主持,尚望一本初衷,勉力担任,倘为健康系需要相当时期休息,可请就地物色适当人员,将“家务托其暂理,而先生则于暇时视之,一俟贵体康复,精神良好之后再返原任可也。”（注：‘家务’上的引号为作者所加，因在五十年代初,写信者恐被当地政府诬为帮助共产党办学,故用此暗语。)“士为知已者死”,伍远资带病坚持工作,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病重,李引桐致函云:“闻老兄身体欠安……兄欲前往上海疗养,未悉是否成行,如不前往上海,是否有意来港医治,……弟下月一日由港飞星,若老兄有意来港疗养,弟当再来港聚晤,……。”到香港治病,一切有华侨巨臂关怀照顾,可是伍远资没有去,而是于一九六O年春,在同仁的敦促下往沪治病。回来后仍任校董会办事处主任兼国光中学副校长。光前先生得悉伍远资病情后,指示国专医院派一名内科医师当他的保健医生。 国专学村由私办改为公办以后,伍远资仍然任国光中学副校长,继续起着咨询指导的作用。 由于伍远资主持侨办教育事业成绩卓著,在师生侨胞和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曾被推选为南安县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并曾出席省和全国归侨代表会议。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造反派以“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将伍远资隔离审查并对他进行批斗。李光前为他配的随身保健医生也被撤走。一九七0年二月二十三日,伍远资肺气喘病突发,因得不到及时抢救而含冤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九年二月,南安县人民政府为伍远资平反昭雪。三月二十四日,县政协和县侨联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省政协、省侨联、晋江地区的领导及陈村牧先生等厦门市的亲朋友好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一九八五年九月,福建省人民政府追奖给伍远资光荣匾一块,匾中书有“乐育英才”四个浮雕金字,表彰他生前对福建省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国专学村举行“李光前博士诞辰九十五周年暨创建国专学村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出版了精装彩印纪念册，在纪念册中有一段说明：“前任国专小学校长伍远资先生,毕业于集美师范讲习科,后又曾考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生,原任厦门大同小学教员、校长。陈(村牧)、伍两先生不仅是当时教育界颇负盛名的教育家,而且彼此之间又有较长时间的合作经历。当他们接受光前先生委以重任之后,即着手为创建国专学校而不辞劳苦,殚精竭虑,付出巨大的努力。”国光中学校史展览室,在伍远资照片下的说明是:“伍远资先生受校主李光前先生的重托,全盘负责国专学村的创建,精心办学,廉洁奉公,得到乡人和海外侨胞的一致称赞。”在纪念大会上,国专小学、国光中学校友,厦大党委副书记李维三说:“当我们纪念兴学报国的李光前先生,很自然地想起了德高望重的伍远资先生。一是事业的兴办人,一是事业的经办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德高望重的伍老先生。” 伍远资为教育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教育实践家、教育事业家的一生,真正做到了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所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 作者说明 本文根据伍远资生前友好同事、亲友、学生在“伍远资办学光辉事迹”的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参阅集美学校委员会、国专学校董事会的档案材料,吸收郑执中、伍振尧、陈火章、洪炳烧诸同志所写的纪念伍远资的文章的部分内容,综合撰写而成,谨此向所有提供资料的友好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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