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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不了情(上)(下)--------香港 奇闻杂志 副总编辑 秦锋【作品推荐】

上传时间: 2018-11-23  【字体:

国光不了情(上)
——访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永远荣誉会长张高贤
香港 奇闻杂志 副总编辑 秦锋

    文字的传播力、影响力、亲和力无远弗届!认识张高贤先生是从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编辑的《思源》一书开始,谈起来还真的有段缘。

    记得半年前,我在泉州黎明大学旧同事方航仙教授家中作客,偶尔发现其茶几上有一本《思源》的书,便信手拿来翻阅了一下。该书宣扬新加坡华侨李光前1943年创办福建南安国光中学的事迹,深受感动。我不禁想起年前香港的堂伯父、大热心家梁良斗先生(曾捐建家乡学校逾三千万元)曾劝我放弃香港的工作,回泉州黎明大学服务一事。而且《思源》中又有一篇文章是介绍我认识的、曾经参观过他深圳工厂的戴明瑞先生,使我很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去了解这个谦逊的实业家,于是我向方教授借了《思源》这本书回宿舍看,直至回港前才还给他。

    当时我就觉得出这本书很有意义,策划者既是个很感性的人、又是个有头脑,有文化修养的人。但是要编成这本书殊非容易,因为我也熟悉香港社团、校友会的运作情况。心想要组织那么多人写文章,而且又印得那么厚,料想该校友会应有常务的机构、专人在负责的,必定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于是我对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有这样的慧思、魄力及凝聚力刮目相看。

    就是这个机缘,让我见到了《思源》的幕后策划者,真该套用名作家柯蓝先生说的一句话「缘到深处自然成」。前不久,我应文坛前辈张诗剑先生的邀请,参加香港文化促进总会的雅集,忝列末席,见到了素未谋面的李远荣先生《思源》的总编辑,这是其一缘也;其二是不久方航仙教授又为写书之事来港,在方的邀请下,我参加了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的宴请,才一睹了《思源》的倡议人,实业家张高贤的风采,果然一如我想象中的精明果断兼感性。席间谈起《思源》,才知道始作俑者是张高贤。第三缘是谈到他在国内时受到反右、文革及政治运动的冲击,张高贤无不感慨地说,象他这样的小人物在那个时代算得了什么,在厦门时见过梁华光被整得不成人样,做省长的梁灵光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弟弟,那才是可怜!想不到张高贤还认识家翁梁华光,并知道其一些情况。由于家翁早已作古,我不知道其在厦门的情况,过后张先生画了一张家翁在厦门居所的草图传真给我,才让我对家翁在厦门的生活有些零碎的感知。也许是张与家翁「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笔者对张先生甚有亲切感。

    其后我又出席张高贤等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组织的《纪念校主李光前博士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暨国光中学创建六十周年庆典》兼《思源》的姐妹篇——《涌泉》的首发式。那个晚上,该校友会筵开一百多席,参加庆典的不少还是来自星马泰印度尼西亚的校友,上台表演的均是清一色的国光校友,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级,虽然表演节目水平不是很专业,但表演的人全情投入,观看的人也滋滋有味,气氛热烈、场面温馨感人。

    没想到《思源》出版不到一年,《涌泉》又问世了,而且篇幅更多(五十多万字),书本更厚、内容更丰富,令人惊讶组织者的非凡才干及办事效益。看了《涌泉》的部份文章,我才知道原来该校友会并没有常务机构及专人负责,而是三个暂时抛下生计、自愿为母校出钱出力的核心人物在日夜操作,分别是策划人张高贤、总编辑李远荣、执行编辑林智育,他们的奉献精神不但令人肃然起敬,而且其专业程度也不比出版社逊色。尤其是张高贤先生不但率先倡议、财力支持外,还将联络处设在自己的公司,并调派公司的职员参与其中,更难得的是张高贤亲力亲为逐一致电海内外校友约稿及催稿,因此一呼百应,顺利出书。遂令我对国光教育及国光群体产生了「高山安可仰」的敬佩之情,更对其背后的人文背景兴趣盎然。是什么力量令一个校友会具有如此大的凝聚力!是什么源泉令身居高位的张高贤先生乐此不疲呢?访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与国光中学有着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二〇〇二年十月于母校国光中学隆重举行《思源》首发式。
左起:黄国栋、黄飞跃校长、戴方、(嘉宾)、巫庭光、(嘉宾)、潘金源、
  张高贤、戴建国、(嘉宾)、叶顺忠、黄文法、林智育、(嘉宾)

国光不了情(下)

    捧读张高贤先生写的自传《一代人》前半集草稿,我感受到他对国光中学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缘,国光有他的情爱、他的苦乐、他的悲痛,也有他的失落、他的无奈,但流露最多的是他的感激及怀念。虽然张先生自称只读了四年中文,(他在大马是读英文小学的,在国光只读了两年初中),但是他的中文写作能力不俗。笔者拜读后的感受是「您的故事很精彩,加上文字表达流畅、故事描述清晰,段落衔接自然,文章结构紧凑,时空交错有序。更可贵的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感情真挚感人,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也是该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我敢肯定您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张高贤在《一代人》中谈得最详细的、落墨最多是国光中学的生活以及他身边的那些国光校友。其实陈懋强先生写的《国光与我——张高贤校友访谈录》一文,也证实了他那浓厚的国光情意结,因为他们六个粤籍海外孤雏全靠国光哺育成长,其中有四个就是与国光的校友结婚的,他的夫人就是国光人,而鼓励他开拓商业,走上成功之路的也是国光校友,……总之,他的一生离不开国光,国光是他的血脉,是他恩同再造的父母。正如他自己说的「国光养育了我和兄妹,这一点我们永远忘不了。如果不是国光,不仅仅是读书不容易,就连生活都有困难,谁能养我们呀!」原来《思源》与《涌泉》之名还蕴涵着他对国光母校「饮水思源、涌泉以报」的深挚感情。

    然而国光对他来说又是残忍的、伤感的,也是他一生的梦魇,他饱受了政治运动的煎熬,学业优秀却不能上大学、追求进步却不被认同,连入团宣誓也达三次之多,原来他在国内饱受歧视就是与国光的一段经历有关……。

    他的传奇人生就是来源于国光,国光有他一段「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不了情!

    谈起张高贤与福建国光中学的不了情,笔者不禁想起了国内一首儿歌——《蒲公英的种子》:「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不知道欢乐和悲伤,爸爸妈妈送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天地间飘荡……」。其实张高贤的不了情的就是一段蒲公英寻找栖生地、寻找梦乡的故事。

    对一个广东大埔祖籍、马来亚出生、从小念蕃书的少年张高贤来说,中国只是课本上读到的「扬子江」一个名词,既十分遥远、又十分陌生,也不知道「唐山」原来就是中国人口中的祖国,更不知道福建省在何地、是何样,甚至更想不到南安的国光中学日后会与他及家人扯上关系,并在那里「繁衍」出了他们的爱情、他的家庭、他的事业……。真是鬼使神差、造物主弄人!

    张高贤生于革命家庭(他是2003年写自传《一代人》才知道乃父的光荣历史),其父张高友(1900-1953) ,1925 年入党的大埔早期中共党员。其间,闽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张鼎丞(永定金砂人)于1927年在大埔太宁经饶龙光、张高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高友曾任大埔县附城区工农革命政府主席,中共大埔县委委员。1923年创办了太宁公学,成立了大埔县最早的农会和农民武装。后因大埔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发出了“各人根据自己的环境和情况隐蔽疏散”的指示。1928年秋张高友赴马来亚,易名张公达,以教书和开药房为掩护,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期间创办学校,任董事长、校长,执教鞭,弘扬中华文优,造福华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协助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罗明、肖隽英、徐鹿琴等国内革命志士募捐革命经费。

    可惜张父英年早逝,留下了孤寡妻小七人,当时张高贤六个兄弟姐妹,最大的哥哥十八岁,最小的妹妹才八岁。母亲还是位从小未离开过马来亚的华侨,也不知道唐山是何样。然而为了实现丈夫临终的嘱托及养大六个孤雏,她义无反顾地率领全家远渡重洋、翻山越岭踏上了中国大陆,回到广东大埔丈夫的祖家,开始了他们挣扎求生的卑微生活。从未做过农民的张母及年幼的妹妹,要起早摸黑上山割柴草、放牛、挑水、种菜、生活艰涩,多月不知肉味,还要忍受得不到未曾谋面的父亲族亲的支持和关爱,甚至妹妹要失学乡村。那时穷得叮当响,张高贤曾到厦门火车站拉板车、送煤炭,赚取一天九角钱的生活费,甚至卖掉嘴上一颗金牙,……,其中的辛酸、苦难,是笔墨难以描述的。

    回国伊始,张高贤及其兄妹的命运就注定要象蒲公英种子那样颠沛、流浪,生活无着落。命运驱使他们到处寻找「救生艇」,终于在祖国的护侨春风的吹袭下,在李光前兴学的恩泽广被下,福建国光中学敞开了她那宽容伟岸的臂膀,接纳了弱小无助的「蒲公英的种子」,张高贤兄弟不但获助学金,读书无忧,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连三个妹妹也获准来到,两个妹妹还被排在李光前先生创办的国专小学读书,成为国光中学的特殊寄宿生。张高贤深深体会到了国光中学对他一家有如恩同再造的父母。谈到国光,张高贤无不感铭肺腑,深深感谢国光中学、感谢国光的师友、感谢校主李光前先生。

    所谓「儿不嫌母丑」,张高贤浓烈的报恩之情下已不记取国光中学对他所作的种种不公。一九五七年他讲真话,时任学生会文体部长的他不知怎的变成了参加「反革命小集团」,被国光宣布「留团察看」,这个「莫须有」的帽子,差不多扼杀了张高贤一生的政治生命。其后,他虽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考上位于厦门福建化工学校,又因为「诬蔑『三面红旗』,说人民公社的猪瘦得像猫一样」,还「协助」一个同学偷渡出国,的「罪证」被开除团籍。每当厦门有反动标话出现时,他就成了公安局的「座上客」……甚至还被贴上「特嫌」的标签,那是张高贤最揪心、最忧郁的日子。国光那段「参加反革命小集团」,「留团察看」的历史入了档案,成了他政治上无法逾越的「五指山」,和不时要被人翻出来谂的「紧箍咒」,他也恍然大悟,即使他再努力都是白费的,「黑底」永远都抹不去。按照国内干部体制,中专毕业理应享受干部待遇,但他却是个工人编制,而且还先后被分配到最苦最累的厦门橡胶厂,厦门锻压厂,做最危险、最肮脏的炼胶工,锻工……。他积极追求进步,成了后来四清运动的骨干时,虽然他又获准重新入团,但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再次被翻旧帐,抓去关了八十天,其间接受“文武教育。”

    在国内,他积极抗争改写命运,但命运总与他作对,直至一九七四年他到香港后,命运之神才对他眷顾有加。虽然起初他也很穷,住过木屋、收容所,安置区,当过空运公司的搬运工、洗过牛仔裤、当过制衣厂杂工,但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机灵的头脑,加上良好的英文基础,令他很快翻身,来港三年多就当上了制衣厂的厂长,享受高薪厚职、受人拥戴的风光日子,简直与经常受压的国内时判若两人。但是胸怀大志的张高贤并不满足,又是在国光校友巫庭光、纪泽光的协助下,合资办了第一间贸易公司,销售中国的土特产品和食品罐头等。

    脑筋转得快、兼眼光独到的张高贤又瞅住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庞大市场,做起当时别人认为不可为、行不通的冷门生意——文件夹,那时保守的人认为文件夹这东西,人们需求少,厦门、汕头都卖不动,更不用说其他地区了。但张高贤偏认准就干,不跟潮流,想不到一鸣惊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当时他进口了一进二十呎的货柜,很快就卖完了。接着他又经营和生产胶粘带系列的包装材料,如透明胶纸、双面胶纸、封箱胶纸、电工胶布等,由于当时很少人经营此类市场很大的胶带生意,竞争少利润高,掘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期后竞争激烈,利润有限时,张高贤见好就收,放弃经营了八年的生意,还破釜破舟卖掉香港的写字楼及厂房,改生产涂改液,又「捕捉先机」再次喝到了「头啖汤」。后来跟风的人越来越多,他意识到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就一面开发新产品,新款式、新包装。单是涂改液的笔嘴就有塑料嘴、钢嘴、走珠嘴、塑珠嘴、毛刷型、海绵型。品种又分学生型、办公型、工厂型等五花八门,他经常从包装、款式、大小、工艺等方面去改进,总是走在市场的前列。他最欣慰的是近几年其涂改液的出口量一直稳居全国首位,而且其品种款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看到一些厂家一直跟在他的尾巴跑,他除了感到刺激、兴奋外,还甚有满足感!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商业成功后的张高贤最想做的是反哺国光母校,考虑到校主李光前后人有庞大财力以及李氏基金会的恩泽,张高贤认识到组织参加校友会、扩大国光的社会影响力最为有意义,是颂扬李光前先生「取诸社会、用之社会」的义举和博爱精神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他除出钱出力支持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外,还投入大量的心血,甚至发动分散在东南亚的国光校友也组织当地的校友会,互访联谊,更欢迎传媒、文人做客,其用心可谓良苦。

    当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阵容鼎盛、硕果丰厚(出版《思源》、《涌泉》两本书)之际,张高贤光荣地从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会长一职功成身退,现在他又开始另一项光大国光及推崇李光前的大事,即加入「国际儒商学会」荣膺为常务副会长,加入「李光前国际研究会」任常务副会长一职,崎继续他那执着的「崇颂校主恩,缅怀哺育情」的不了情。

2003年 香港 


     作者秦惠玉,笔名泰锋。曾任香港《新报》、《香港经济日报》港文版编辑,《奇闻杂志》副总编辑。泰锋是原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梁灵光之弟梁华光之媳妇。《国光不了情》2003年底发表于《奇闻杂志》,2004年10月辑入作者著作《寻龙点睛――泛珠三角精彩人物绿》。

 

责任编辑:余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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