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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 人性光辉 初识张高贤先生，是在2003年11月于广州召开的「国际儒商学会十周年庆典暨首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开幕式上，作为大会的特邀嘉宾我们参加了此次盛会。 大会报到，在电梯前幸会时任「国际儒商学会」副会长的张高贤先生。他非常热情和我们打招呼并诚恳地递上名片，恰好我名片派完，答应回头到房间取给他。短短一面之交，使我深深感受张先生诚挚待人的人格魅力。因此不敢食言，在会议开始前专程把名片补给他，从而有幸收到张先生之自传体传记文学作品《一代人》签名题赠。 张高贤先生为人和蔼可亲，似是同龄的兄弟，当时还拍拍他的肩膀称其年轻有为，事业有成，很了不起。然而当我拜读了张先生的大作后才知道他其实比我年长一辈，是我们归国侨生中的老大哥级人物。 「国际儒商学会十周年庆典暨首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是个成功的大会。有幸参与此盛会，受益良多！在会上自己也感奋而上台发言，称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新世纪；也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充满了挑战和机遇，而竞争将是知识的竞争；文化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要在这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强手之林，需要早着先机，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民族文化的传统。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精粹是我们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一大宝藏﹗先进如美国军队尚且在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孙子兵法」中吸取精髓，我们中华民族更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而不在我们儒家的传统学说和人文主义领域更创辉煌﹗ 张高贤先生的大作《一代人》正是在中华民族儒家的精神引领下，对中国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种种历程以自己切身经历来反映并自觉进行的反思。正是由于张高贤先生出生于马来西亚，而且从小就读的是英文学校，对中国的文化了解不多，形成了他「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坚持不渝，笑骂由人，特立独行」的人生价值观。当他跟随母亲回到父亲的家乡后的学习及遭遇，使不同的文化在他的头脑中及实践中造成强大的冲击，他却坚持「我行我素，从不为自己辩护，也不会因别人讨厌我而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遵循儒家思想的待人处世态度，使其不畏强权，不随灟流，坚持走自己的路，儒家传统在张高贤先生的人生道路上，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著名历史学家沈善增先生在他的「《老子》政治哲学与和谐社会」一文中写到﹕《礼记•礼运》篇中记有著名的孔子关于「大同」与「小康」社会的论述，引述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妻，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从以上论述可以明显的看到，孔子衡量社会是否理想的标准是和谐度。 沈善增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三位一体老孔庄》阐述了儒家的百姓观： 「孔子则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才价值观。办事的才干与道德质量比起来，是第二位的。这种人才观，一度是口诛笔伐的物件，尤其是在文革中；从现在种种重才不重德、有才便是德的选拔干部指导思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孔子提出的人才价值观越来越显示出其真理性。因为是执政者，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对其得有高于一般民众的规范与要求，这就是『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对士大夫的特殊的要求。所以说『礼不下庶人』，这句话历来是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一条罪状，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为对一般民众用不着以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去规范、束缚他们的行为举止，而对执政者的行为用『礼』来加以制约，目的正是为了『辅万物之自然』，让百姓依顺自己的天性去生存发展」。 象千千万万的归国侨生一样，张高贤先生经历了不同生活环境与不同的教育背景极大不同的冲击，特别是在国外生活习以为常的「天马行空，笑骂由人」我行我素的独立人格和自由自主的人生价值观，和当年国内政治气候重压下人们奉行的「中庸之道」「明哲保身」「言不由衷」的一些处世之道格格不入，因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充满荆棘，苦难和坎坷。张高贤先生如此形容那段人生：「我们这一代人，只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摄下，小心翼翼地苟且偷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悲剧﹗」 对此天资聪颖的张高贤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照样甘之如饴:「我历尽政治上的坎坷，经济上的拮据，伤痛的折磨。虽此，我依然无怨无悔，心胸坦然，努力工作。我深知，我将来永远得不到，包括两位在内的所有领导的信任，这个我已视为当然。我不执着于名，不贪图于利，既没条件又没有地位去勾心斗角，卷入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我随我欲而生活，问心无愧，不必带上假面具，生活得比你们更无忧无虑，更潇洒，更高尚……我对我自己的一切言行充满自信。」 张高贤先生所坚持并付诸实行的光明磊落的做人原则，当然不容于上个世纪的中国政治气候，他说﹕「人总是希望生活得到安稳，但政治是残酷的，它支配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和命运。」明知如此，他却勇敢地与这些所谓「不幸的命」作出抗争。在个人与社会不合理的命运安排的斗争中，张高贤先生始终是清醒而坚定的﹕「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都是一样，每次改革或政治运动，总会有些无辜的老百姓被用来祭神，这个神就是当权者，而其身边的重臣和太监，就得追随作孽。重臣中不附和、不追随者就会用来祭天，以告天下。相当部份的基层领导由于对神的崇拜或畏惧，自觉或不自觉地也会挑老百姓来祭神。」 张高贤先生所说的，正是被世人所曲解，歪曲了的「孔孟之道」，对此他不肖为之:「反观我们这些所谓的『黑五类』『黑七类』却不会埋没自己的良心，出卖自己的灵魂去打人，更不会以伪装的革命精神去蹂躏别人」面对着扭曲人性的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张高贤先生的人格却不单没有受到扭曲，反而更加成熟了﹕「我不但有一股傲气，还有一身傲骨，不足以做策反之物和做奸人之材料，虽然潮起潮落，我永不追潮。」 张高贤先生的大作《一代人》以朴实无华的笔触，作者切身的经历，深刻地描述了上个世纪千万归国华侨在那扭曲的时代所受过的双重苦难﹕「我很悲痛，百思不得其解，为甚么我们这些归侨儿女，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得到的不是母亲的爱，得到的是不信任、不理解和怀疑。戴着来历不明、特务、特嫌、里通外国、大资本家的儿女等等『帽子』。学习成绩虽好，却考不上大学，就算考上了大学也进不了重点学校，选不到好的专业。侨生大多数都录取在师范学院、农学院、林学院、地质学院。有更多的侨生因考不上大学就得上山下乡到福建的长龙、双洋、常山、石码﹔广东的英德、海南岛的兴隆、广西的武鸣、宁明等华侨农场或回到原籍务农。我们的母亲为甚么厚爱一些儿女，又虐待另一些孩儿，母亲挥动阶级斗争和唯成份论的藤条鞭打来自海外的儿女，逼使他们要告别母亲回到侨居地，他们宁可挑战那明枪明刀的排华逆流，却不愿不明不白地倒在母亲及弟兄姐妹的刀下，这是多么的悲哀和无奈。」 这使我想起上个世纪千万归国华侨和侨生的坎坷命运，……想起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侨生同学……想起我的叔叔画家马拉的同学兼朋友骆文在他身后终于在香港开成的画展时的题词﹕「无疑地，马拉并非甚么大画家，更非大人物，他不过是许许多多爱国华侨青年中的一个。当年家中本要供他出洋去学音乐，不意路过香港时，被在广州刚成立的华南人民文艺学院所吸引了，便放弃原来计划,毅然考入该学院，虽经家人反对，并以断炊作恐吓，然他意志甚坚，不为所动，终于走完自己选择的这一段路……。他与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侨生，都遇到同一或更惨的命运──成了一个大半生饱受侮辱和被损害的小人物，不但终生不得志，没有享受过多少自由的日子，而当他获得自由开始要有些作为时，他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永远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大解脱了。……有时，小人物并非不值得纪念和尊敬的。我对小人物如马拉之死，其哀痛甚于某些大人物，原因很简单，因为马拉是被摆弄者，他又是我的同学兼同道，我虽与他相处不多，却十分了解投契，他最可贵的是从不气馁，自信心十足，他敢怒敢言直接反抗；尽管命运对他一再惩罚与留难，他始终没有屈服过，死到临头他还在作画，还相信他能「『活一百岁！』」透过他那一如其肤的黝黑刚强命运的背后，我们从他的作品看到了马拉充满信心与优美乐观的另一面。」 另一位画家同学张惠生写道﹕「漫画以简练而含蓄的画面，向人们展示生活中各种现象──往往是人们熟悉而又忽略的事物。画家以嘻笑怒骂的型式赋以哲理，给予解剖和抨击，讴歌和评议。漫画好比是一把匕首，轻巧又锐利。可是，在『那个年代』里，马拉正是让自己手中的匕首──漫画──深深刺进了要害部位，俺俺一息；在『那个年代』里，马拉也像数百万有识之士一夜之间成了『牛鬼蛇神』，灾难迭至，精神的打击，肉体的折磨，妻子的离异，馨的家庭破碎，制的劳改，边远山区的『疏散』，他渡过了二十二个岁月。在这漫长的时光之中，他确实体验到血与泪的人生百态。丰富了作品的题材，扩大了视野，他的画笔更加凝练了。马拉从未放下画笔，更没有改变他的观点，除了不断抨击社会的黑暗，以更大的热情讴歌人世间的真诚和纯洁──来自朋友们的爱情和友谊，他热爱生活，他有一个忠实朋友始终伴随着──吉他琴，怀里的吉他有如手中的画笔那样娴熟，在『文革』的年代里，在隐蔽的角落，在知心的朋友当中，常常唱出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就是因为这种『斐多菲』式的集会，几乎惹来『没有好死』的下场。马拉在1979『获得平反』，回到广州，1980年申请到香港，在短短的三年里，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却遗下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愿望──」 正如张高贤先生说的﹕「我们这一代人都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沉浮、挣扎，希望到达风平浪静的彼岸，殊不知彼岸也处在政治风暴的旋涡中。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家庭、事业和命运都漂游在政治的风口上，掌握在那些掀风作浪，玩弄权术的政客手上。」 但是，不幸是不会永远缠绕着光明磊落的好人的，经过张高贤先生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人生前途的关键时刻争取到为自己命运作主的机会，使人生终于有了转机，翻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十三岁时怀着对『唐山』的慕名和好奇，一家人跟随母亲由香港步行过罗湖桥回到『唐山』。在『唐山』虚度了我人生最具生命活力的二十年，现在却以三十三岁的中年带着受伤的腰和手腕，带着一片伤感和无奈，要到一个既陌生又无依的世界去谋生，去建立自己的新家园。我进入了命运的赌场，开始我人生另一场坎坷精彩的赌博。」新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张高贤先生却如鱼得水。面对初期工作生活的困难与挑战，他充满信心!「想到在内地，受到歧视时没得选择，唯有忍气吞声，破罐破摔，以有意识的胡里胡涂作逃避和消极对抗。如今，有机会宣示自己的尊严，有权力作出自己的抉择时，何不大声吶喊并付诸行动。来个过瘾，图个痛快，耍个潇洒！人要生活，就要生活得有尊严；人要挣钱，就要挣得有体面。」「在这漫长的六年里，从塞拉利昂下的木屋到安置区，从一个杂工到厂长。为建造自己的家园，寻回消逝的青春……我们播下了前程的种子，瞭望到一片灿烂夺目的成功之花在塞拉利昂下茁壮成长。它庆贺我寻回了被践踏了的自尊，寻回了失去的青春。它赞颂我们开拓了辉煌的人生路；它喜报我们这不是梦，这正是奋拓人生的锦绣之路。」「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天赐予我坎坷、贫困、诚信和聪慧。坎坷使我得到磨练丰盛了人生；贫困令我勤俭朴实，激励我奋发向前；诚信，使我得到银行、厂家、客户及朋友的多方面支持和帮助；聪慧令我抓着机遇，创造了财富。俗语道：『知足常乐。』夫复何求？吾知足矣」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事业有成的今天，回首往事，张高贤先生充满感慨﹕「我经受过伤病的折磨，有过厄难不死的惨痛，深深地体会到生命的可贵﹔我经过政治风暴的惊涛骇浪和商海沉浮的搏击，阅尽了人生的甜酸苦辣和真伪百态﹔我饱尝过长期贫困的苦涩，使我勤俭朴实，奋发向前﹔我曾是一个从海外回国，而又无家可归的游子，因而倍加珍爱那温馨的家园和养我育我的中华大地」「我们这些归侨、侨眷和那些被讥为‘教育不好的子女’，并不因母亲的偏见而忘记故乡和对母亲的爱，更没有忘记我们是炎黄子孙、是母亲的孩子。我们永远心系祖国、心向中华。」 沈善增先生在《三位一体老孔庄》中说﹕「在孔子倡导的『礼』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定君臣（父子）的名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也是孔子在近代一直为世人所诟病的。其实，除了这条是由当时君权与宰权分离，恪守君臣名分与行为准则，对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有利而提出的具体背景条件不谈，即从作超时空抽象的高度而言，不把为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与牺牲，付出超常的精力与心血，当作谋求最高权力、最大利益的手段，这也是对社会整体有利因而是十分高尚的行为。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任何民族都不可或缺这样的精英文化。没有这样的精英文化，社会、民族就会解体。现今有一种『精英』文化，自命不凡，求所得斤斤计较、多多益善，讲奉献口是心非、甚至心口俱非，此类精英，乃是小人新贵，实在需要用孔子这面镜子来照一照。」 张高贤先生事业有成，热心公益，不以回报为目的，作为国际儒商学会副会长，他是我们侨生的骄傲，也是当今儒商中的精英！他说﹕「爱中华，各有各的方程式。我认为要有真爱，就必须有真心、真言、和奉献。爱国不是权者、政客和富人的专利，爱国不能带有任何私人的目的。爱国是每个中国公民及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拥有的权利和责任」「在我爱国的寻梦中，一个法制社会，政治上、经济上、言论上、道德上等有法可依，贪污腐化者、刑事罪犯、叛国者等有刑律可判﹔没有特权阶级，官民奉公守法，一个以法治国、以德治商、以诚会友﹔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朝气蓬勃、经济繁荣，民族团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这就是我爱的中华。」 「人生百态、瞬息万变，天予坎坷，无悔无怨；天赐机缘，欣慰坦然；天马行空，笑骂由人；浪迹天涯，潇洒人生。」这是张高贤先生的座佑铭！简言之，也是侨生的一大特点：「我们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生活较散漫；天资聪明，不懂政治」其实这些特点正是儒家「礼不下庶」百姓观的精髓！是「大同」与「小康」社会理想境界！完全可以理解为对一般民众用不着以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去规范、束缚他们的行为举止，而对执政者的行为用「礼」来加以制约，目的正是为了「辅万物之自」，让百姓依顺自己的天性去生存发展。 儒家的正宗学说和百姓观，却由一班生于蕃帮，「对中国的文化了解不多」的华侨蕃书仔以「我随我欲而生活，问心无愧，不必带上假面具，生活得比你们更无忧无虑，更潇洒，更高尚…」的坚韧不拔的态度去坚持，去传承！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异数……！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归根究底还是中国『人文境界』已经沦落得太不象话了……一再欲将人性、人情砸烂的国度里，人文境界一滑再滑势在必然，这是客观也是现实。现实的社会人文素质普遍低下，道德观念普遍淡簿，有目共睹，且由来已久」而儒家的传统在国外，在华人甚至于非华裔种族中留下来的，反而远超过中国境内！ 张高贤先生的《一代人》站在回顾历史的高度，肩负二十一世纪发扬儒家传统正宗的崇高使命，在平实的人生哲理中，实践着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儒家百姓观和价值观，在当年那一个竭力磨灭人的人性人道良心良知的时代，他却顽强地坚持做人的基本人性人道良心，竭力维护自己的良知。而在当今现实世界中，这种讲真话,做实事，以善待人，以德经营的儒家英材，才是中华民族世纪崛起的楷模典范！文如其人，人性光辉！因此，张高贤先生的《一代人》就被赋予并更具备了宏扬光大中华民族儒家文化及人文价值观与道德风范的现实意义！ 2005年8月 香港
陈 钊 毅 简 介 陈钊毅先生原藉广东省紫金县，一九五二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沙巴洲。五十年代回国, 读书，工作。当过红卫兵，曾上山下乡落户海南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十年代到香港定居。 他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从事电子、胶合板、木材、等进出口贸易；与日本(金融)研究所、新日本贸易株式会社、等合作生产成套设备生产线；在马来西亚投资创立名牌“茂林”实木地板生产厂；与中国上市公司东方集团在马来西亚合资建筑工程公司等。进入二十一世纪，放弃贸易、实业主业，以在香港及日本所学的经济及金融专业知识，和早期合作经营电子产品贸易的曾大志博士伙伴携手投入世界产权贸易市场。曾大志在八十年代中期去了哈佛大学深造。 陈钊毅先生为工商硕士、世界产权贸易学会研究员、世界产权贸易协会香港委员、世界产权贸易市场副总裁。其于中国深圳「麒麟山论坛」的发言稿《世界产权贸易香港市场运作实践》被哈佛大学商学院选定为学院新课程的教材。 |
责任编辑：余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