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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存古道
贵阳存古道 花溪有热肠
——同贵州大学徐明德教授友谊诗歌交往
《鲁迅文化心理结构解析》专著好评如潮
赞徐明德、丁厚皇、丁厚毅整理《丁扬斌纪念集》出版
郑波光 (厦门) 初20组 高5组
 
在芙蓉网文《神游新疆，心赏美景》中，我讲到在全国高校中有两位好友，一位是新疆师大的夏冠洲教授，一位就是贵州大学的徐明德教授。我与夏冠洲教授主要有学术交往，我与徐明德教授主要有诗歌交往。当然，“主要”以外，还有其他交往。
徐明德先生是贵州省黔西县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学。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贵州民族文化学会理事，台湾的海洋诗社社务委员。
徐明德两部赠书题字 |
我与徐明德先生认识比较早。1981年6月，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庐山年会），那次徐兄也参加了，那次盛况空前，与会180多人，名家到得很多。我从合影中找到，徐兄在第三排右第一人，我在最后一排正中。那时我们还没有正式认识。第二次1984年在陕西西安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学术年会（西安年会），这次我们都去了，依然没有正式认识。我们正式认识是1994年在河南南阳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学会（当代文学学会改的新名称）学术年会（南阳年会）上，会务组安排我任一个大组组长，徐明德正好和我同组，他在这个大组会上的发言很有见地，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在会下、在宿舍我们多次交谈，很能谈得来，有一见如故之感。他的平易，儒雅，谦和，很有见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会后我们开始书信往来。1997年4月在湖北武汉华中师大召开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又见面了。这是由著名现代文学学者黄曼君教授主持召开的，黄先生是徐明德的老师。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期间我们两人都在一起，散步、交谈，十分愉快。1998年，我从台湾《世界论坛报》赠刊的中华民国87年8月23日八版，意外看到徐明德先生刊登在上面的一首诗，题目直接写了我的名字，叫《怀郑波光》，全诗如下：
桂子山前握别君，
一辞波光已月旬。
相濡以沫切磋趣，
犹忆华师鹧鸪声。
我非常高兴，当即写了一首五言诗《感徐明德》答谢：
夷洲传诗章， 感子故意长。 贵阳存古道， 花溪有热肠。（第一节）
波光喜文学， 明德爱文化： 道异志不异， 学苑并奇葩。（第二节）
夜郎青铜器， 明德独发现： 世人知成语， 谁似君慧眼？ (第三节)
正待田野查， 无奈贵州会； 急公君好义， 明德有口碑。（第四节）
这是我们之间诗歌交往的第一次。徐诗末句讲的是我们当时在桂子山上华中师大校园内散步时，常听到树林里传来鹧鸪鸣叫的声音，格外清幽宜人。拙作“夷洲”乃台湾古称，诗后有一注云：“此诗答徐明德《怀郑波光》。徐明德发现唯一一批古夜郎国青铜器，为写论文，原拟田野调查，后新文学学会将贵州会任务交给他，他义不容辞受命。”贵阳是贵州省省会，花溪在贵阳西南18公里处著名旅游胜地，是贵州大学所在地。“贵阳存古道，花溪有热肠”，是我对明德兄古道热肠人格的深切感受和简明概括，并推而广之对贵州人民忠厚热忱的好感。明德兄不愧是一个优秀代表。我冒昧将这两句诗拿来作本文题目。
我们第二次诗歌交往是2001年8月，在中国新文学学会第18届年会（成都年会）会后。此次他先到，专为我留一床位。我们住一室，可以畅谈，还一起到成都街上散步，一次走到一座桥上，下边是一条河，他告诉我，成都古称锦城，或锦官城，桥下这条河就叫锦河。散会后，他给我第一封信就寄来他写的一首诗《古风赠郑波光》，诗前有一小序写道：“序：古蜀国神话载，蜀王望帝失政，退隐西山，死后魂化杜鹃鸟，春余夏始，飞至蜀地鸣叫，布谷声声，以促蜀民勤耕耘，虽嘴角流血而啼鸣不止，啼血化为遍山野杜鹃花。我取此义，引以与多年相濡以沫之波光共勉云。诗曰：
友于阔别五年余，重新聚首锦官城。
蜀夜漫话生平志，波光慨叹未立言（注）。
在下共勉展鸿图，呕心沥血趁华年。
杜鹃啼血望帝心，蜀民闻之勤耕耘。
我信波光潘安才，定使纸贵洛阳街。
注：所谓立言，指长篇论著。于此，波光已有题目和构思，僅待提笔写出付梓而已。
感谢明德兄鼓励，遗憾的是我的个人专著并没有实现，辜负了老朋友的期望。
我当即就和了徐兄一诗《五古答徐明德》，有三节：
五年两聚首， 友情胜手足； 书生同意气， 夤夜话肺腑。
锦城锦河边， 耳顺仍华年（注一）；兄获国课题， 弟驽勉自选（注二）。
岱宗有岱顶， 峨眉有金顶； 可夫凌绝顶， 众山共众星（注三）。
注：一，明德与我同属耳顺之年，那年我们都是60岁，明德仍以“华年”（谓青年时代，犹青春），当称其志；二，明德已获批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波光科研乃自选项目；三，杜工部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名句。学术当似众星托月（月为至高无上之真理），各有辉煌，各有千秋。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足取也。此乃我与明德共同学术态度，故反其意而为之。
以上三首诗都发表在台湾《大海洋诗杂志》第64期，2001年12月出版第136页。明德荣任该杂志编委。我们之间发表的诗歌交往就这四首。特别值得珍惜。
徐明德学问功底十分深厚，1999年7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文化心理结构解析》，
就是他精心著述的一部力作。著者立意高远，正如他在《前言》所说：“我逐渐发现文化心理结构并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心理学问题，它是一个必须从大科学的视角切入，去研究的文化人类学的本体论问题。因此，必须把心灵哲学和科学心理学的发现，还原到文化中去，以揭示文化心理结构的真貌。”（第一页）他的老师、资深的现代文学名家黄曼君教授给该书写的《序》，从人品和学问两面来肯定他，首先是人品，黄先生写道：“我与明德初交是70年代末刚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的年代。那时，他与另几位大学青年教师一同到我这里来进修。他的诚朴、忠厚的贵阳山城人的性格，沉实、勤奋的治学精神以及很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尊师重教的人品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人品的深刻肯定。这一肯定，可以作为本文题目的两句诗“贵阳存古道，花溪有热肠”的一个佐证。在学问上，黄先生表现了对明德十分的赞赏，他写道：“我很欣赏他在书上反复写到的话：‘只有文化心理结构之建构精深博大者，以其大储存下的大创造，其作品才有大信息的输出。’”（第三页）此言颇有见地，而且有学术大气魄。此书追根溯源，第一章就从鲁迅出生地浙江——远古的越文化考据写起，一步步写来，一直到放眼20世纪初叶以来的中学与西学，由此挖掘鲁迅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此书写得相当扎实，他说用了超过十年的功夫，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
此书出版后，引起广泛注意，得到很高评价。《鲁迅研究》专文评介，《新华文摘》郑重转载，认为此书是鲁迅研究领域一本较新的、有着相当深度、广度、具有拓展价值的著作。还有评论指出，此书为文学批评开创了新的领域……，2002年5月，世界华人交流协会在香港举行“国际交流评选活动”，此书荣获“国际优秀论文奖”，后来又被选入《科学中国人•十年优秀论文选》大型文库。可谓好评如潮。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9年1月7日，明德兄题签送我一部55万字煌煌大著新书《丁扬斌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7月北京第一版）
丁扬斌老先生，贵州省黔西人。1892年生，1965年逝世。1917年加入同盟会，1925年考入西北军事干部学校，参加冯玉祥国民军，后又参加北伐，老先生文武全才，“武任陆军少将，文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西南编遣委员，蒙藏班及南京中央各学院教授……其人不止长于文学，且通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晚年遗憾三次错失良机：“一是1927年未应叶挺之约参加南昌起义；二是1949年7月，刘少奇托人邀他上京参加开国大典，他没有前去；三是李济深生前写诗促他从政，他也没有听从。”（第616-617页，罗绍书：《一代英才，不朽诗篇》介绍）应该说，这是一位民国老人，革命志士，为人正直耿介，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又是一位饱学、博学之士。2006年除夕前一天，丁扬斌先生的长孙丁厚皇、丁厚毅拟出版祖父诗集《过去的我》，请徐明德作序，徐是老先生的同乡，老先生又是徐的老世伯，更是传道授业的恩师。徐欣然应允。当二人将诗稿送到徐家时，徐提出将先生留下的文稿搜集起来，编成集子。二人喜出望外，此事经过家人和当地文化部门、政府、亲朋好友的多方支持，尽量把资料搜集起来。（第625页，《跋》）然后由徐明德、丁厚皇、丁厚毅认真整理，历时一年半，终于完成这一个大工程。其中徐明德尤为殚精竭虑、尽心竭力、功莫大焉！该书可谓替中国广阔丰厚的文化史添砖加瓦，堪称功德无量。
拜读大著，我有两点感受。
第一，作为颇有文化资质的学者，徐明德从整理的大量资料中，注意到丁扬斌身上也具备鲁迅一样的文化心理结构，又有区别。其中的思考，似乎在《鲁迅文化心理结构解析》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徐明德认为丁扬斌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其丰富，不同凡响：是“中国传统‘士’的文化心理结构之基本框架。即由：儒家仁学思想体系；心性之学思想体系；传统农村公社制下之兵民社会观和民本主义思想；中庸之道之原则；正心诚意和明德亲民之三纲八目的内容与方法论……这一文化心理结构基本框架，以儒道互补及汉学批判色彩出之，在人生历程中展现为其人格、动机、追求、感情、意志、创造才能之种种成果。”（第1页）这是此书前边明德兄撰写的长篇论文《序》中的概括，此《序》，是徐明德对丁扬斌一生思想追求精心的剖析和精到的升华。真是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
徐明德的《序》并没有对丁扬斌和鲁迅两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比较，但拜读了《序》，我私下作了一点十分粗浅的比较，我有一点浅见，我觉得两人文化心理结构，有同有异：丁扬斌“作为现代文化人之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耿介峭岸人格、热烈情愫、坚定执着之意志”（第1页）和鲁迅是一样的，尤其“耿介峭岸”正直的品格，这一点，两人完全一样。两人不同点，是上边大段概括中的“中庸之道之原则；正心诚意和明德亲民……”，尤其“中庸之道”这一点，是丁扬斌老先生身上所具备的，而鲁迅先生著名的“痛打落水狗”精神是与之绝对水火不相容的。我理解，丁老先生虽然“耿介”，但并不走极端。而鲁迅是比较极端的。两人都是有志向、有益于人民的好人，不过，比较起来，似乎丁老先生更可亲近一些。这种比较，不知徐明德兄以为然否？一笑。
第二，徐明德对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近代现代志士仁人表现了格外的珍重、珍惜，对故乡贵州省的历史文化名人表现了格外的爱戴和敬重。丁扬斌老先生不但是明德兄的同乡，更是他的恩师，但是，能如此热忱地用一年半的时间，专心致志、尽心竭力做这样一件事，古道热肠已不足于形容，这已是一种相当超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这已是一种更高尚的无私人品和奉献精神。
2009年5月28日厦门前埔
1997年作者与黄曼君、徐明德合影于荆州师专校园内
1997年作者与徐明德合影于湖北荆州古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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