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艺界接受我的跨越世纪的永恒敬意---郑波光(厦门)高五组【校友文萃】

跨越世纪的永恒敬意

山西文艺界接受我的
跨越世纪的永恒敬意
——《火花》杂志 “本刊特稿”发表我的芙蓉网文
郑波光 (厦门) 初20组 高五组

    2008年，对我来说，可以叫做我的第二故乡山西年。今年是我离开山西回到故乡的第16个年头。我对我生活工作近30年（1963-1992）的第二故乡——山西，有着不亚于第一故乡福建的深挚感情。我从厦门地区、集美大学发现，象我这样对第二故乡产生情结的、老年重返故乡的人，有山西的，有陕西的，有四川的，不在少数。今年从年初至年中，我在芙蓉网一连发了几篇向胡正老先生、向山西文艺界朋友表示敬意的、深切怀念山西的文章。现在是年底，昨日，2008年12月11日，厦门冬日的阳光格外明丽，楼下邮递员通知我取挂号信，没想到是胡正老先生惠寄来山西文联主办的刊物《火花》2008年10期，中间还有胡老先生的一封短信：

    看了刊物和信，真是喜出望外。我当下即给胡老先生电话表示感谢。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今年发在芙蓉网上的第一篇文章《山西文艺界的不老松——向人民作家胡正先生致敬（84岁高龄）》。感谢《火花》主编对胡正先生的特别敬重，将本文安排在这一期的首篇。《火花》这一期有六个栏目：时代的火花，情感的火花，人生的火花，心灵的火花，青春的火花，四季的火花。本文在第一个栏目“时代的火花”，是该栏目唯一的一篇，并且醒目注明是“本刊特稿”。这一切让我特别感动。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光是刊物对老先生的特别敬重，而且也是代表山西文艺界真诚地接受本人对山西文艺界，包括对胡老先生、包括对山西文艺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山西时的老朋友们的敬意，这是我对山西文艺界跨越世纪的永恒敬意！这是多么令我高兴、令我欣慰的一件事！

    《火花》2008年今年10期发表芙蓉网文《山西文艺界的不老松——向人民作家胡正先生致敬》。在文中，我介绍了胡正先生的生平和成就，介绍了山西作为文学大省的成就，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山西时与山西文艺界朋友们的真诚友谊。

    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粗略地再补充谈一点：山西在上世纪成为文学大省的历史和由来。

    山西新文学的源头是五四。说到五四新文学对山西的影响，开始是比较缓慢的。1933年，鲁迅还说“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虽然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山西青年作家高沐鸿、王玉堂（冈夫）就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成为山西新文学的第一批成果，有几位山西籍的著名作家高长虹、石评梅、李健吾在北京文坛上相当活跃。但在山西影响还小，真是“开垦时代”。不过，到了抗战前夕的1936年前后，在太原的文学青年高沐鸿、田景福、史纪言、杨蕉圃等人的积极活动下，组织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刊物，新文学在山西已初见规模。山西新文学的“大生产时代”（相对鲁迅所说“开垦时代”而言）是抗战爆发以后，由于山西是抗日前线，许多爱国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组成访问团、战地服务团、演剧队，从上海、武汉、延安来到山西，如丁玲、吴奚如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等。1937年冬，阎锡山在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吸引大批著名文化人士和著名作家来山西从事教育和文学活动，如李公朴、侯外庐、聂绀弩、端木蕻良、艾青、萧军、萧红等。由阎锡山驻防的晋西南创办了《西线文艺》，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抗战的报告文学、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

    由原山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屈毓秀主编、本人参编的《山西抗战文学史》，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研究了抗战时期山西文学蓬勃兴起发展的历史概貌，以及重要作家作品。丁玲、周立波、吴伯萧、沙汀、刘白羽、陈荒煤、碧野、黄钢、李公朴、周而复、华山、杨朔、穆欣、郑笃、张香山等的散文、报告文学；田间、艾青、卞之琳、何其芳、方殷、天蓝、袁勃、高咏、柯岗、阮章竞等的诗歌创作；宋之的、塞克、李伯钊、洪荒、成荫等的戏剧；吴奚如、穗青、柳青、力群、魏伯、萧红、端木蕻良、蒋弼、吴象、姚青苗、贾植芳、于黑丁、曾克、高沐鸿、郑笃、王南等的小说。著名作品有吴奚如的反映山西抗战的长篇小说《汾河上》，穗青的小说《脱缰的马》，青苗的小说《中条山的杜鹃花》等。

    在大量外来著名作家作品的影响下，引发了山西新文学的第一次崛起，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文学新星——赵树理，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氛围中，还形成一个特定的文学时代——赵树理文学时代。这个时代的最佳时期是抗战时期的延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他的通俗化、大众化、政治化，发挥了最佳的效果。赢得了大众热烈欢迎，知识分子由衷赞赏。赵树理文学时代形成于抗战后期的解放区。对山西本土文学的巨大影响，是出现一批颇具特色的作家，颇有影响的作品：赵树理，他的成名小说《小二黑结婚》相当轰动，著名小说有《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马烽，西戎，他们两人合著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崛起的还有孙谦（当时主要作品有《兄弟》《我们是怎样回到队伍的》）、胡正（当时主要作品有《《碑》《民兵夏收》》、李束为（当时主要作品有《租佃之间》《红契》）等人。（以上部分篇目参照“纪念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创作50年”《五人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同年胡正先生赠送）应该说，上世纪40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体的创作，为山西文学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赵树理文学时代并不局限在山西，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山西的这些作家他们后来生活工作的地区，也不局限在山西。如胡正，曾在四川工作过；赵树理，就在北京工作过。但是，人们根据他们创作的一些相近或相似的倾向、特征，后来把他们归纳为一个流派，叫做“山药蛋派”，并且将赵树理推举为“山药蛋派”的领袖和代表人物，包括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简称“西、李、马、胡、孙”。实际上，其中有不少人并不同意“山药蛋派”这个称呼。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特别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评论家李国涛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且说“山药蛋派”》一文的巨大影响，“山药蛋派”的说法，渐渐就变成约定俗成的说法了，也就成了习惯性的称呼了。2006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山药蛋派作家典藏文库》，就是以“山药蛋派”来肯定山西这个著名的作家群体的。这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山药蛋派”小说创作流派的形成，代表着山西文学获得标志性的巨大成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山西作家群体，艺术思想不断成熟，艺术技巧不断完善，方才使得流派得以完型。根据上世纪许多评论家的比较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小说创作领域，山西“山药蛋派”以后，有湖南“茶子花派”，河北“荷花淀派”等小说创作流派，比较起来，还是山西的“山药蛋派”最成型、最成熟。应该说，“山药蛋派”的时间概念，是指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17年间，赵树理、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这个作家群体。这里包括解放后，这批作家创作的大量有影响的力作，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改编为电影叫《花好月圆》），西戎的《赖大嫂》，李束为的《好人田木瓜》，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胡正的长篇小说《汾水长流》（改编为同名电影），孙谦的《伤疤的故事》等。其中还有马烽、孙谦合作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这个创作流派，除了赵树理死于文革迫害，“西、李、马、胡、孙”五位作家，文革后继续创作，影响较大的有马烽、孙谦合作的电影《泪痕》，西戎的《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胡正的《几度元宵》，束为的《雨过天晴》，创作时间最长的是胡正先生，由20世纪一直跨入21世纪，这就是杰出长篇小说《明天清明》的创作，很显然，这部力作的创作，从思想理念，到艺术技巧，都已大大超越文革前十七年的思想艺术水准，而进入新世纪文学观念的范畴。对于接近耄耋年纪的老作家来说，堪称凤毛麟角。在全国的范围里，也是罕见的。
   
    关于山西作家，上世纪1993及1994年，我就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黄河入海流——山西现代文学源流与发展概述》，此文胡正1994年1月31日给我回信中写道：“你的标题《黄河入海流》是很有气度，很有体会的。”承蒙胡正先生曾经对文章标题及内容表示过欣赏。此文发表在《晋东南师专学报》1993年1期。另一篇是《新时期文坛上的晋军》，发表在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杂志《沧桑》1994年3期。在该期首个栏目“今日山西”，也是该栏目唯一的一篇。两篇文章对山西文学的历史和现状，都作了梳理和评述。更早的，就是我受山西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的委托，为辽宁省沈阳市的《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写的特约稿《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崛起”》，发表在1987年9期，1987年11期《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人民大学资料社全文复印。

太原1982年首届赵树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代表合影

2008年12月16日厦门前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