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30组6班的同学们，你们在哪？--林翔云(厦门)初30组【校友文萃】

初30组6班的同学们，你们在哪？
林翔云 (厦门) 初30组

    同龄人，同命运；同甘苦，共患难。

    曾记否？45年前——1963年9月1日，我们一群11岁到13岁童稚未开的少年相识在芙蓉楼二楼东北角最尾一间宽敞的教室里，我们的班主任李国寿老师先让我们按体高排队，然后分配座位。被“强令”男女同座的十几位同学先是不满，后来还想“造反”却没有成功。进入教室入座后，我们一个个自报家门，我和陈胜利、王安庆、许荣中、许和平、曾聪明是洪濑的，戴丁山、陈忠谦、陈明玉、陈柏林、侯金箔、侯世恩、李文采、李仁训、黄登亮、林平均是梅山的，刘建业、黄家籴是罗东的，苏用智、苏用汉、苏河协是康美的，陈俊明是九都的，还有黄丹琳、李拱华是国光老师子女……记得苏河协同学自我介绍时竟哭了——他“发现”没有一个是他的同乡！我们想尽办法安慰他，到最后我们也差不多要哭了。

    我们是幸运的——全年段9个班，1、2、3、4班念俄语，5、6、7、8、9班念英语（9班到2年级时被“砍掉”瓜分到5、6、7、8班，所以我们班人数特多，记得好像有40几人），念俄语的意见很大（当时中苏论战已经开始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还是念英语比较“有用”；我们读的是“新教材”，课本不那么厚了，连印制的纸张质量都好得多，其它学校还要再过几年才使用“新教材”呢；我们使用的簿子，上面还印着“私立国光中学”的字样，每一个同学或多或少都有助学金（连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都领过几十块钱，更不必说侨生和“出身好”的同学了）；我们的校园在那个时候简直无与伦比，不是吹的，“大学都没有我们学校漂亮”！

    数学老师苏国响第一堂课就让我们玩猜数游戏，他要我们各自想一个数字，然后随着他的口令加多少、减多少、乘以多少再除以多少，报出结果他就能猜出你刚才想的数字，我看了一会也懂了，偷偷地告诉邻近的同学们，等到下一个报出结果“23”时，我们一起喊：“二十八！”，连苏老师都被我们“逗”乐了。

    英语老师黄和端打篮球的姿势最好看，假动作特多，每一次都把围观者逗得捧腹大笑。记得每一堂课他都是“2分钟预备”才在腋下夹着一本显得很旧的课本来到我们教室，先用英语给我们讲故事，也出过谜语，例如“My grandmother doesn't like tea，what is she likes?”等等，有一次他手举5分钱的硬币，对着我们说：“I have money，I love money!”文革开始后被我们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

    几何老师李恭纳让我们知道有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叫欧几里的；物理老师盛其瑞教我们用最少的钱自己安装一个“矿石收音机”；化学老师官希敏让我们看铁丝在纯氧里面燃烧的壮观景象；地理老师黄则骞的“绝活”是直接在黑板上画出每一省的地图，准确无误；历史老师、政治老师、生物老师、音乐老师、美术老师、体育老师也都各有“绝活”，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们整整受用了一辈子。

    潘达生老师是我们年段的“段长”（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我们的“辅导员”吧？），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同学们衣服少穿了、被子破了、草席“丢”了、没饭吃了、星期天带来吃的大米被雨淋湿了、宿舍里臭虫多了、情绪低落了等等他都要“管”。有一天晚上熄灯后我们几个男同学在宿舍里讲“下流话”被他从窗外听到，第二天晚饭后把我们全年段的同学们叫到一起训了一顿，然后给我们讲一个“堕落少年”的故事；还有一次我们班上一个同学恶作剧把敲打床板掉下来的臭虫和米粒装在一个小铁罐里煮“熟”，臭了半边天，害得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同学们又被他叫在一起训了一顿。

    还记得“下乡支农”的事吗？最难忘的是参加登埔水库建设那十几天的经历了，我们全班同学和老师差点全部被埋葬在那里！那一天中午，我们躲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吃饭，突然“轰隆隆”巨响把我们的耳朵几乎震聋，千万个大小石块像雨点一样从天上掉下来落在我们周围，后来才知道是午间放炮炸石头，放炮的人竟然不知道我们就在爆炸区中间吃饭！幸亏所有同学和老师刚好都躲在大石头下面，否则的话，后果真不敢设想。

    在董山尾、在芸塘短期“插队”与“贫下中农”们同吃同住，现在回想起来有趣，可在那个时候却没有一点点乐趣，我们每人每天给房东一市斤大米，换来的是三顿的臭地瓜皮汤！有几位同学饿得实在受不了，晚上偷偷地买了一袋饼干当夜宵，有人打了小报告，第二天全班开“生活会”，叫这几位同学“检讨”，把他们都整哭了。我们白白给生产队干活，一分钱也没得，离开时还要挨“贫下中农”的臭骂：“把我们的工分都挣走了！”

    请“贫下中农”讲家史、民兵讲“抓特务”、“地下党员”讲“猫鼠游戏”、参加批斗“四类分子”等学校“奉命组织”的活动是最荒唐、最令人恶心的事，有的“老贫农”在台上骂“阶级敌人”搞什么“大跃进”害得他们一家饿死了几个人；有民兵讲他们怎么“识别”特务，说在大街上走一圈他就能够一眼看出几个特务出来；有“地下工作者”说他们那时候怎么搞破坏，暗杀了几个“反动派”（倒是同“特务”们的做法一模一样）；有被批斗的“地主分子”才20岁——算一算他1949年也就6岁，怎么当的地主、又怎么“欺负”“贫下中农”呢？

    学校里的生活才有真正的乐趣——我们男生们初一年的时候住在“延安楼”（女生们住新华楼，我总是觉得她们比男生们幸运多了），楼上是图书馆，那可是我们的乐园！楼下有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有“大膳厅”，有盥洗走廊、浴室，还有“夜间厕所”，臭气冲天（我们有一位老师文革中跳到“夜间厕所”的粪坑里自杀身亡，真惨！），所以我们每天早晨起床后要走出学校大门到对面一个“公共厕所”去“贡献有机肥”，然后到盥洗走廊刷牙、洗脸，再去“大操场”早操或跑步、早自修，饿得“满天金条”时才到“大膳厅”用早餐。教我们生物课的庄梓树老师就住在“夜间厕所”旁边（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右派分子”），他利用厕所边的空地和同学们倒掉的残羹剩饭养了许多鸡鸭兔子给我们上解剖课时使用。

    最令人兴奋的是每个星期的星期天在“大膳厅”有一场电影看，有几个学期我买不起“联票”，只好挤在人群里蒙混过关进去，被逮到就说是忘了带证件（有钱买“联票”的都是把票贴在学生证里），看门的老师和工友并不太认真，“责怪”一下还是让我们进去了，但有时没有胆量这样做，只能在外面“听电影”干过瘾。

    延安楼和延平楼对面是“西院”和“东院”，“西院”有传达室、阅览室和“教工俱乐部”，最高兴的是有同学告诉我传达室门口贴的小布告上有我的名字，说明有人写信给我了，告诉我“有信件”的同学得到的报偿是信封上贴的花花绿绿的邮票（我们班上好几个同学有集邮的爱好）。阅览室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学校订的报刊杂志都放在那里给师生们“充电”用。“教工俱乐部”并不只是给老师和工友使用，我们也经常进去玩，主要是玩“康乐子”，记得玩法有点像现在的“台球”。乒乓球当然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活动，但能有几个同学买得起球拍和乒乓球呢？

    “西苑”外有一块空地曾经被用来种菜。记得学校分配给我们班一块菜地，我们几个同学把茄子嫁接到西红柿上，竟然取得成功，硕果累累，但不好吃，又酸又涩，卖给学校“大膳厅”一斤一分钱，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那时候每个同学都是“饿鬼”，饥饿逼得所有的人顾不得“尊严”，一日三餐在“开饭”前20分钟，我们就在炊事房门外排长队，等候进去取饭，饿急了的同学经常同工友们吵架。膳厅的玻璃橱里写着“甲级菜”、“乙级菜”和“丙级菜”分别是一碟5分、3分和1分，我们连一分钱的“丙级菜”都买不起，只能对着菜橱“望洋兴叹”、闻着菜香吞口水。也恨透了煮饭炒菜的工友们——谁叫他们炒这些菜来引诱我们呢？

    不过工友里面有一位老师傅却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打球、跳高、跳远、跳鞍马、摔跤等等不小心扭伤了就得找他，他总是笑呵呵地问你“哪里疼”、“哪里伤了”，然后突然一用力让你疼得大叫一声就把关节甩正了。

    ……

    值得回忆的事太多太多，写不完。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毕竟是我们分别数十年后谁都忘不掉的，我还是要把它们记录下来：

    文革开始后，我们先是写“小字报”，然后写“大字报”，想一想平时老师们有没有说过什么“反动言论”（比如黄和端老师举着硬币说money一类），把老师们发的考卷稿或者学习提纲翻过来复过去、甚至对着阳光照，看看有没有“反动”的词语，比如“邢燕子”下面竟然跟着“灰心”、“日本鬼子”的后面竟然是“共产党”，诸如此类都足以说明老师们的“险恶用心”，可以把他们打倒了，接着是给每一位老师设“大字报专馆”，批斗他们……后来又组织“黑帮”老师唱“我是牛鬼蛇神”等等。我提到这些绝对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回校再聚一下，我们一起给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我相信我们的老师们会原谅我们的。

    1966年8月里的一天，我们都接到通知要“回校复课闹革命”，到校后才知道是每一个班级要“选”一位同学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选来选去，我们全班竟没有一位同学是“绝对清白”（亲友里没有“反动分子”）的，最后选了侯世恩去，第二天有人“告发”说侯的一位舅舅听说是国民党员，我们又准备把他“揪”回来，但他已经坐上火车走了。我们在失望之余也就作鸟兽散。从此以后，我们全班50几位同学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哪怕是几个同学聚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听说有几位同学徒步“长征”去井冈山，路上失踪了几个；听说有的扒火车去了北京，后来没了音信；听说有的“串联”到了哪里哪里，但都仅仅是“听说”而已。

    看看现在的中学生们，临毕业的时候忙得不可开交，照相合影，写诗赋词，聚餐，泪眼汪汪地告别，拥抱。而我们呢？45年前为了虚无飘渺的的“革命理想”，为了各自的明哲保身，就这样互相带着仇视的眼光匆匆分手，有的同学已经是“永别”了，健在的同学们还是至今不能相见。

    算起来，我们是最“正宗”的“老三届”学生（最早出现“老三届”这个“专用词”时指的是1966年高中、初中和小学毕业班的学生们，后来才扩大到被文革耽误的各届学生），我们受的苦最多，我们流的泪最长，我们的期盼最遥远（我们等了整整11年才迎来“恢复高考”的一天！），我们已经至少有3位同学进了天国，我们也都即将到了“花甲之年”，退休的日子也
就那么几百天了。我不敢想象在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健在的同学们。

    含着热泪写下这篇“作文”，是想借《芙蓉网》的一角呼吁我们班在各地的同学们，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找个地方（母校、洪濑、厦门、深圳等等都行）再相会，哪怕几个、十几个能聚一下也好，叙一叙别后各自的故事，谈一谈其他同学们的故事，了却一件将近半个世纪的心事。我住在厦门，电话是13606061719，请我们班的同学给我电话，也请其他校友转告我们班的同学，我的家就是我们班同学们的联络处，好吗？

    我们在一起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人的一生有几十个三年，但我觉得在国光的三年才是金色的，是终生难忘的。后来的几十年，我不得不带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对待每一个不同的人，他们之中不乏有像我一样的“童心未泯”者，但我已经不能再用当年的童心来同他们相处了。我只能期待我的同学们相聚一次，再次唤起我们未泯的童心。我将用我全部的爱拥抱我所有的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