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前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格----李如龙 (初10组)
李光前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格
李如龙 (初10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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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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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5 |
本文为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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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把东南亚华人史分为两个时代：进人20世纪以来，1955年以前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华侨时代，1955年以后是东南亚独立自主的新华人时代，李光前先生平生奋斗的半个多世纪正是跨跃这样两个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十年是这两个时代的交接期。 在“华侨时代”，华侨情结是纯真的，华侨性格是可贵的。然而在二战之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殖民主义不愿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和反共浪潮影响巨大，当地的民族主义抬头，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的竞争益加剧烈。在这种情势下，华侨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华侨意识”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 在战后新马华人社会中，李光前先生是最早实现思想转变的。他关心当地的政治，认同于当地的国家，主张取消帮派，实现华人社会的团结，和其它民族一起，投入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和实际行动都是正确的，他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对于新马的华人社会乃至新马的独立国家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早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5年6月间，李光前先生就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了《未来的马来亚》一文，提倡新马华人和马来亚人共同努力创建马来亚联邦国。他引用史家的研究成果说：“中国人在吉兰丹的历史已有700年，马六甲的墓石证明15世纪以来中国人就在马六甲居住。大家都承认，中国的移民是守法、勤勉的，他们素好和平，和国内并无政治上的联系，对故国也没有负担什么义务，说中国移民在这里有政治的或领土的野心是毫无根据的。”马来亚的开发是“中国人的汗和血、劳动和生命换来的。……马来亚各民族间的和谐实际上是一贯存在着。”他还回忆了自己从小就和马来童伴一起游玩、读书，后来也一道工作，并说，“我是喜欢并赞美马来人的。”他还说：“马来亚的经济领域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它的发达决不会损害其它民族的利益”。他主张，所有马来人居住的地方，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称婆罗洲都可以组成更大的东南亚联邦。 战后不久，李光前先生再次被推选为新加坡华侨总商会的会长，他一再向华人社会呼吁：希望侨居在南洋的华侨，一心一意地参加当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工作，谋求地方事业之发展，增进人类福利。他还明确指出：“离开国家遥远的华侨，去专谈国内政治的行动，于事无补，还会引起华侨的分裂，使华侨的地位低落。此为吾人所应深自警觉的。”他主张“华侨应与各族人民亲仁睦邻，和好共处，发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大同文化道德，辅导文化水准低落的民族，四海一家，就能在创建东南亚联邦国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以上引文均见《光华日报》1948年2月23日) 关于废除帮派，实现华人社会的大团结，他曾主张从改革选举制度入手。数十年来，总商会董事会都是各帮按会员多少票选，并由闽粤帮轮流担任会长，董事成了帮派的代表，未能为华人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新进的人才也无法脱颖而出，他建议按地域、按行业选举能人来当董事，(参见《石叻公报》1947年1月7日)由于因袭太重，此项建议未能实行。1949年，他在董事会上又再呼吁修改章程，革除帮派制，他焦虑地说：“商会成立四十余年，不能脱离帮派制度的羁束，须知数十年前的生意容或有帮派观念的存在，时至今日，此项观念实已陈旧。现代的银行及有限公司等等断不能限于帮派范围内而经营，现在之瑞蒙、养正等校，亦并非仅是潮州、广东子弟就学之校营，目前甚多侨团及行业如出入口商会亦已不能分帮分派。……商会会员以潮福人为多，每届正副会长皆由闽粤轮流担任，现在是否合适，实为修改章程时应深切注意者，关于废除帮派事，余意时至今日断非可悬而不决。二年前吾人曾一度提出讨论。结果议决保留，兹者二年后不知社会人士有觉其弊否？”(见《星洲日报》1949年2月11日) 在“华侨时代”，作客思想，只关心祖国政治和依靠帮派是紧密相关的，既然只认同于中国，海外华侨只好靠着用地缘和血缘组织起来的帮派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事实证明，不论是帮派的小团体或是远隔千里之外的祖国都保护不了华侨的权益。这种做法反而会造成自已的矛盾和分裂，唯一的办法是团结起来，认同于当地，依靠自己的努力，求得生存和发展。为了实现国家认同的转变，把“落叶归根”变为“落地生根”，李光前先生所倡导的这些思想是完全正确，也是十分适时的。 二 李光前先生是个实干家，他不喜欢出头露面做演说，也不擅长于写大块文章，但是一旦认清方向，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稳重沉着地付诸行动，而且执着地坚持，务求落实。 日本投降后，英军重新占领新马，对于这片处于重要地位而又资源丰富的殖民地，他们总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战后殖民地独立斗争浪潮之中，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他们要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建立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则想排斥外族人的参政权。早期定居新马的华裔多数接受英文教育，大了入英籍，也认同于马来亚，并希望保留自己的既得利益。左翼的大都是华人，他们赞成马来亚独立，行动也比较积极。而大量的中国移民这时还保留着中国籍，怀着华侨情结，多数劳动群众忙于维持生计，加以文化不高，未能理解参加独立民主运动的重大意义，对政治表示冷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广大华人的利益，李光前先生挺身而出，站到运动的前列，领导着工商界参加独立民主斗争。 1946年初，英殖民政府发表白皮书，提出他们控制下的“马来联邦计划”，年底，又成立“宪制工作委员会”，公布了新政制的蓝皮书。其建政方案是保证英国钦差大臣的绝对统治，让马来人在立法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对华人取得公民权则严加限制，并且企图把华人最为集中的新加坡分离出马来联邦，成为直辖殖民地。这种分而治之，以马制华的做法，明显地制造着民族矛盾，不顾华人在当地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剥夺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这个“新选制建议书”发表之后，李光前先生所领导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立即做出强烈反映。他们多次致函当局，批判建议书的不合理，申明自己的观点：①新加坡不应分离出马来联邦；②必须放宽对华人的公民权的限制；③立法议会的议席分配必须合理，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四十的华人所占议席只有八分之一，显然是不公平的。李光前先生多次呼吁，要求英政府专门派出委员会前来实地作考察，征询民意，检讨新宪制。由他担任董事主席的《南洋商报》还进一步用现代的民主法制精神对建议书进行有力的抨击，指出：占纳税者百分之七十的华人竟然连公民权也得不到，这是违反一般法制惯例的；在立法议会中，官方议员占着多数，立法议会岂非成了虚设的咨询机构！建议书所提出的宪法是一部“现代化的殖民地约法，既无自治性质，也非自治宪法，更非民主宪法”。(见《南洋商报》1946年10月12日社论及1947年1月19日星期论文)在马来亚，李光前先生担任主席的“马来亚中华总商会联合会”(简称“商联会”)也举行集会，发表文件批判蓝皮书，申明华人的合理主张。接着，新加坡总商会和马来亚的商联会又与包括许多左派团体在内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及“马来人民统一战线”等串联配合，进一步组织全社会的反对新宪制的斗争。经过充分协商和严密的组织，在李光前先生和联合行动委员会主席陈祯禄的领导下，新马各地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于1947年10月20日举行了“总休业”。那一天，从清晨六时到子夜12时，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连同各种交通动脉和公共娱乐场所也一概停止活动，社会生活陷于瘫痪。一片凄清的景象表达了华人社会各阶层对新宪制的不满和愤怒。由于发动广泛，准备充分，总休业是一次十分成功的抗议行动，李光前先生也表示十分的欣慰。他说：“这是马来亚人民觉悟相当高的表现。”他再次在报端呼吁，希望英国国会“用公正的态度对马来亚的实际情况作详细调查，并且听取新马各民族各党派的意见，集思广益，而后对马来亚的政制作合理的决定。”(见《南洋商报》1947年10月22日)虽然，蛮横的殖民政府对于人民的呼声置之不顾，新宪制并未因此做出修改，然而总休业行动所表示的反对新宪制的独立民主的呼声，唤醒了千百万的华人：必须关注眼前的国家大事，必须联合起来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这是对整个华人社会所进行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宣传教育，也是各阶层、各党派实行大联合、采取共同行动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在新马的独立运动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李光前先生不但在总休业的行动中表现了成熟的政治胆略和领导才干，后来对许多问题也都能进行得当的处理。例如对新加坡的左翼团体民主同盟，他在道义上是支持他们的。他所敬重的岳父陈嘉庚先生与他们更是关系密切。他对民盟领导人的私人友谊也很好。I947年8月，中国国民党政府要求在新马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作为总商会的会长，他公开表示反对。认为要求海外侨民参加国内政治是不合适的，介入国内政治斗争会造成华侨社会的分裂，要求华侨效忠祖国，对干争取所在国的民主权益也只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同年10月10日，总商会内的国民党员要求举行庆祝会，通电向国民党政府致敬，而李光前则决定不开会不通电，对于新马的“海峡侨生”，光前先生采取团结合作求同存异的方针，这些都是十分正确的。1948年2月，马六甲海峡华人领袖陈祯禄为了联合马来亚华人的力量，与各民族合作开展反对不民主的政制斗争，发起组织“马来亚华人联盟”，李光前深为赞许，并且热情地表示，愿意竭尽努力加以支持，答应在时机成熟时将遍游全马各地，吁请华侨社会促成之。(见《中兴日报》1948年2月24日)一年之后成立的这个全马华人组织改称“马华公会”，后来发展成为政党，在争取民族政治、团结各民族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光前先生始终同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李光前先生不但富于政治眼光，有切合实际的正确观点，而且在处理关系、组织活动上也是十分纯熟和干练的。 进入50年代之后，新马的民主运动取得了进展。1957年、1959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先后独立，绝大多数华人都取得公民权。比起其它东南亚国家，华人的境遇是比较好的，同其它民族的关系也比较正常，社会比较稳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1959年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的李光耀在他的《东南亚的华裔处境》一文中写道：“有人曾无数次地问我，在受到我各方面的怀疑之下，东南亚的这一边的数百万华裔怎样才能生存呢？我的唯一答案是：建立一个彼此扶持、尊重的多元种族社会。”(转引自王赓武:《南洋华人简史》196页；水牛出版社，1969年)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就是建立了多民族合作的社会才实现经济上的起飞的。1954年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的华侨政策也发生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主张东南亚华侨改变双重国籍的状况，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选择国籍，实际是鼓励东南亚华人选择当地国籍，尊重所在国的法令和习俗，和其它民族和睦共处，参加当地建设，历史证明了：李光前先生在战后五年间所倡导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是符合当地实际、符合时代潮流的真知灼见，他的多年的努力对于新马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对于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李光前先生于1954年从南益公司退休，自己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尽管他有足够的政治家的气质、见识和才能，他却无意去当政治家。他的晚年更趋向于清静、闲适和超脱，对社会上的政治之争尽量不过问。本来他可以在政治上发挥更多作用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理解他的选择，不必苛求于他，也无需为此感到遗憾。 三
光前先生出洋到新加坡才9岁。1908年他回国深造，先后就学于暨南学堂、清华高等学堂和唐山路矿学堂，1911车又回到新加坡，直到终老。从经历上看，他和那些在异国出生、成长的海峡华裔似乎没有多少差别。他精通英语，也粗通马来文，又学了许多现代科学知识，和海峡侨生也很相似。他把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区别开来，他对于传统的中华文化知之甚多，爱之甚深。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准则，他都数十年如一日地身体力行。在家里，他奉行的是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儒家道德，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从一而终。在企业内部，他招用中学学校的毕业生，十分珍惜同宗同乡的相互理解和乡土情谊，对下属他是仁爱为怀，关心备至，他的公司为职工建宿舍、办伙食、包医疗、管学习，连后代的教育也一管到底，办学校让职工子女免费入学等，因而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正象外界所传闻的那样，南益的职工挖不走也赶不走。在对外的工商往来中，他恪守信义二字，严禁职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不以劣充优，不短斤少两，从来不拖欠顾客一分钱。向政府纳税也是最自觉最守法的。因而不论在银行、政府或是大小商家、种植者中，南益公司都享有崇高的信誉。应该说，他的事业的成功，在这方面有着十分可贵的经验，很值得作为专题深入研究。 对于坚持中华文化的传统，光前先生不仅把它作为道德体系来理解和实践，而且把它提到政治的高度，作为社会的需要，从言论到行动加以捍卫和宣扬。 二战之后，新马华人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都受到同样的压力和排挤，这就是对华人教育的限制和剥夺，对华人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的限制和剥夺。维护华文学校的生存，争取华语华文的合法地位成了华人追求的目标之一。早在1946年，李光前先生就在一次接见记者的谈话中陈述了关于民族和文化的系统观点。他说“一个国家可以由各种民族联合组成的。几个文化系统不同的民族共同组成一个政体，是很平常的事。文化系统和政治组织并不一定要符合，比如，瑞士是一个国家，但是包括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三种文化系统。有些瑞士人只懂得一种或两种语言文字，但是并不妨碍其组织瑞士这个国家的政体。…… 所以，要强迫一个文化系统的人民来接受另一个文化系统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就人类史来看，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例子。文化只能交流、互换，强迫授受只能引起反感。 华侨居住在殖民地，如果硬叫他们放弃中国文化传统，那么请问他们去接受什么？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马来亚本体文化的？是不是英文学校所施行教育就可称为一种本体文化呢？好多反科学，反常识的设施，如果按照科学的眼光来看，是会令人莫明其妙的”。(见《星洲日报》1946年10月2日)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一面反对当局对华文教育的限制，一面为发展华文教育和文化设施全力以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6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创办光华学校，他捐助了主要经费；马来亚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华校，成立华侨复校辅导委员会，他应邀出任主席，捐款多起。 1947年，新加坡创办南侨女中，他献地献楼予以赞助。 1949年，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创办时，他认捐25万元，1951年又捐资25万建造图书馆，同时提出建议，优先购置包括华文、马来文、印度文的图书，为发展东方文化服务。 1953年，华侨社会集资创办南洋大学，他认捐了全部捐款的十分之一，一次交付100万元，后来又多次捐资以设立奖学金及购置教学设备。 1957年，他倡议把莱佛士图书馆扩建为国家图书馆，认捐各方捐款的十分之一，一次兑现37万元。 50年代期间，他还将南益公司在泰国、香港的收益拨出赞助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华侨博物院、郑成功纪念馆、陈嘉庚纪念堂和南安梅山学村的各项建设，前后捐资不下千万元。 此外，他还赞助英国教授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巨著的出版，经常赞助南洋学会的研究，出版经费。 对于新加坡两家最有影响的学校——新加坡华侨中学和新加坡大学，李光前先生付出的心血就更多了。 新加坡华侨中学是1918年陈嘉庚先生发起筹办的，原称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直到50年代前期，他一直是新马影响最大、学历最高的学校。陈嘉庚公司收盘后，从1934年起，光前先生接任该校的董事长，并且一直延续了21年之久，这期间他不但多次捐巨款建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以及供应经常性的学校经费，而且每当“华中”碰到障碍的时候，他都挺身而出，努力予以排解，被华中的师生誉为可敬可爱的“保姆”。1950年政府要查封华中，1951年联邦政府要求青年学生登记人伍接受军训，1954年5月13日，又酿成了流血事件……，作为华中的董事长，李光前先生总是千方百计与政府当局斡旋，同时也苦口婆心地说服学生顾全大局以学习为重，使华中在每次危机中都能排脱。 1959年新加坡独立之后，原马来亚大学分出新加坡大学。由于李光前先生历来对新加坡的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他的卓越才学和崇高品德在社会上造成广泛的影响，该校理事会和评议会一致推荐他为首任校长。新加坡大学是面向全国、面向东南亚的最高学府，和以前所办的华文学校自是不同。光前先生在接受委任之后，适应着新的要求，他的教育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在就职典礼的演讲词里，他把教育文化工作和民族团结的大计紧密联系起来。他提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应该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融合为一个整体的思想。他说：“欲求各民族的团结，最好的途径莫如以进步的思想，由教育文化着手，使各民族融化凝合为一体，去异存同，不分彼此。大学不是使人引以为荣的工具，也不能限于传授技能，而应该使青年提高精神，树立责任，发挥自由意志与上进精神，追求真理、获得智慧、豁然贯通。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民族常因互相猜忌和恐惧而生冲突，如能致力于学术的探讨，以现代科学的卓越成就而善意合作，就不难去除障碍，解决纷争，其它难题亦可迎刃而解。”(见《南洋商报》1962年6月13日) 在担任新大首任校长的四年间，李光前先生“全力克尽职责，不久就受到全校人士的爱戴。上至副校长，下至学生，无不觉得他和善可亲。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他倾诉困难，并问他寻求解决办法。”“管理大学对他是轻而易举的事。他能够在同他一起工作者中选用最好人才，而他的丰富社会经验，供给予我们智慧的宝库，以备我们在必要时去取用”。这是林国安教授代表新大授予李光前先生文学博士学位时的讲话。他还说，“有些人的个人成功史，亦即我国历史的一部分，李光前就是这种人物之一”。(见《南洋商报》1965年11年27日) 鉴于李光前先生对新马大学教育的贡献，马来亚大学于1958年授予他法学博士的荣誉学位：1965年新加坡大学又授予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从他对于政治和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远见卓识来看，从他在发展企业和组织社会工作的雄才大略来看，这两个荣誉学位对他来说都是受之无槐的。 四 作为一个企业家，在殖民地的环境中，经历过多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能够创立一个大型企业，数十年间不断发展；作为一个华侨领袖人物，在风云多变幻的年代，能有顺乎时代潮流的远见卓识，倡导海外华人认同于当地的政治和国家；作为一个慈善家，能够在社会上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李光前先生确实是东南亚少有的伟人。然而他还有一点是许多人做不到的，这就是他的不为名、不为利的奉献精神和富而不骄、功而不居的崇高品德。 根据新加坡史学家崔贵强的研究，在新马地区，从华侨时代到华人时代的转变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1945一1949年多数人还眷恋祖国，怀抱华侨情结；1950—1955年是过渡期，华人的政治观念逐渐发生变化；1956—1969年多数华人取得了公民权，思想上也逐步认同于当地国家。李光前先生在第一阶段就看清了形势，把握住动向，当多数人尚未觉悟之时，他奔走呼号，挺身而出，做了大量社会工作。到了第二阶段，成立议会选举议员时，他却离开政治的巅峰，退往社会福利事业。原来，他的卷人政治只是社会形势的需要，他无意作政治的弄潮儿，不想当权贵。1962年7月13日，在他就任新加坡大学的首任校长的典礼上，前任的马来亚大学校长、英国的内阁大臣麦克唐纳说过：“在过去的15年中，星马两地政府多次欲请光前先生出任显要的高职，但都被他所婉辞。他虽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富有的产业，但‘富而无骄’的高尚品格始终没有变。”(《南洋商报》1962午7月13日)南洋大学筹办人陈六使也说过，1956年创办南洋大学时，众人曾多次延请光前先生出任校长，他也婉言辞谢了。1967年2月，新加坡总商会选举时，董事们推举他为名誉会长，接到通知后，他立即去信总商会辞卸，选举委员会成员专程登门敬劝，光前先生说：“我平生最讨厌者便是挂名不做事，这次的名誉会长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过去商会章程曾有特别董事长之设，在我做会长时才想办法革除，大家一致地通过废除特别董事，今天我又来接受名誉会长，这不是自己立法自己废法吗？” 李光前先生不但全无权位之欲，在高官权贵的面前，他也从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不屑捧场应付，极其讲究气节。由于政治观点不同，名噪一时的人物求见，他敢于敬辞不见，有时在酒宴上不期而遇，他甚至托故退避。 至于创办公益事业，我们也可以看到光前先生和一般的慈善家是多么的不同。他的宗旨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把奉献社会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为了使子孙后代也能奉行这样的宗旨，他的晚年曾在1954年和1964年 (当他满60岁、70岁时)两度将自己在南益公司的股份全部抽出来 (约占全公司的总资金的一半)，作为“李氏基金”，并立为“法人”，让这些股份的收益永远用于社会公益。 战后他捐建的福建会馆所办的学校人们原议决称为光前学校，他从外地回来后得知此事，立即加以更正，改为光华学校。他40年代在家乡办的国光中学，人们总以为是取了他先父国专和他自己名字拼成的，最近查阅族谱才发现原非如此。当时，同乡的前清贡生李家驹曾为李国专先生写过一个小传，其中说到次男光前，“慕岳翁兴学热诚，亦独资建设中小各学校，前途远大，策进正未有涯”，“中校名署国光，谓其急公好义，侨梓垂芳，乃邦国之光非要闾里之荣也，合阐扬以示后焉”。可见“国光”校名的本意乃是“为国争光”。1959年，他为南洋大学捐建大礼堂，校方原议名为光前堂，经他反对才改为国专礼堂。那期间，建在厦大和集美的礼堂则称为福南、建南，在厦门大学捐建的楼群中，有芙蓉楼、国光楼、南安楼、丰庭楼，唯独没有光前楼。据有人回忆，当时有三座楼用他的三位公子名字命名 (成义、成智、成伟)，这是为了使后代继承他的事业，努力办公益。在新马的许多学校里，现在确有不少光前堂，在南益公司的工人宿舍区也有光前村，都是在他的身后人们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 光前先生对社会的奉献远远不仅是他视为身外之物的金钱，而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上文已经说过，为了办好华中和新大，他是心劳交瘁的：为了动员商界和社会人士为医院献血，他不下十次带头义务献血，直到六十岁之后医院按规定不予接受为止。1958年起，他出任新加坡福利协会主席，为了救助遭受自然灾害的百姓，扶持盲聋哑及残疾者、他不但带头捐献义款，而且经常到处考察灾情，组织各种为了捐助的义卖、义演和展销活动。 光前先生奉献给社会的是这样多，留给自己的却是非常的少。他的个人生活自律甚严，一贯十分简朴，他不但鄙视那种妻妾成群的富翁，而且从未涉足于声色之乐。日常生活从不讲究豪华铺张，日食只求清淡，并有意节食。1965年他身患癌症到上海治疗时，医生经过全面检查竟发现这亿万富翁长期患有营养不良症！他平生不言宗教，不信鬼神，逢年过节从未排场，儿女婚嫁，亦不置酒宴客，自己过生日则不让别人祝寿，别人祝寿他不参加，各种繁文褥节一概革除，他的最大兴趣是每周定期会见各界宾客，便餐相待，同各类朋友交谈。他虽无豪华的物质生活，却有充实的精神生活。晚年，他挂在客厅里的对子“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颇能反映他的人生观。 五 李光前先生的时代是新马华侨时代向华人时代变革的年代。在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节节胜利，在东南亚独立运动也在开花结果，这个变革是向上的进步的变革，这个时代是造就巨人的时代。李光前先生生活在东南亚是一个多元民族的社会，他饱尝过许多华侨所经历过的苦难和艰辛，他对马来人的社会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在中西文化交汇、撞击的接合部上，他领受过西方文化的压抑和排挤，也体验过其中的进步、有用的东西。他从小聪颖好学，中文西文都十分娴熟，又有思索的习惯和融汇贯通的能力。他永远生活在人民之中，在企业内部和职工打成一片，在社会上和平民百姓有密切往来。他不但深谙侨情、国情，而且能取中西文化之精华加以融合，这就使他的思想观点既不脱离社会实际又能提升到新的境界。就中华文化来说，他有儒家的积极进取，又有道家的自然洒脱，还接受过维新变革和民主革命的思想；就西方文化说，他深知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规律，也了解现代的国家观念和政治制度。他办实业，一靠中华传统文化，以仁爱待人，以信义处事；二靠西式经营管理，注重技术，注意效益，善于利用银行资金的周转。他观察时局，一靠对华侨社会的深切了解，二靠长期和殖民政府周旋的经验。作为华人社会的一分子，他既有历代华侨所具有的勤劳刻苦的奋斗精神，爱国爱乡，助人为乐的思想，又能突破帮派思想的限制，突破养家糊口、衣锦还乡的小农思想的束缚，有更加广泛、更加深远的追求。李光前先生的思想品格是中西文化结合、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成果；是扎根人民群众、脚踏实地与放眼世界风云、高瞻远瞩的产物。 光前先生诞生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一百年来，中国和东南亚都发出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经得起历史验证、为历史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他离开我们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所开创的事业还在发展，他给社会的造福还在继续。他留给后代的，除了这些物质财富，还有可贵的精神财富。关于他的事业的成功经验，他的独到的思想和崇高的品格，都是十分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精神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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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龙于香港中文大学寓所，1993年9月30日 |
近百年来，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中，成为百万富翁，而且乐善好施、大办公益事业的人着实不少。李光前先生和他们不同的是，他不仅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而且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形成了关于时代和社会的远见卓识，他勤于自我修养，有着崇高的道德品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和品德越来越显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