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李光前先生之托创办国专学校----陈村牧 原集美学村校董会董事长

我受李光前先生之托创办国专学校
陈村牧 原集美学村校董会董事长

陈村牧先生遗照

    李光前先生是陈嘉庚的公司造就出来的杰出企业家，是继陈嘉庚先生之后又一位以倾资兴学彪炳青史的人物。从李光前先生创业有成，贡献卓著的一生，我们看到陈嘉庚精神的传承。我有幸直接受到陈嘉庚精神的熏陶，又从李光前先生身上受到这种精神的有力感染。

    1937年初，我应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之聘而出国。在由厦门开往新加坡的轮船上，我遇上了厦门大学薛永黍教授。他是应新加坡华侨中学之聘前往任校长之职的。陈嘉庚先生于1919年倡办该校，并担任过六届董事长。自1934年起，由李光前先生担任董事长。薛永黍先生认为我是辅佐他主政华中的理想人选，所以向陈嘉庚先生力荐，要陈嘉庚先生答应留我在华中当教务长，否则他不当校长。这样，我受聘于华中，结识了李光前先生――华中董事长，南益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新崛起的「橡胶大王」。

    1937年5月，我受命于陈嘉庚先生，回国任集美学校董事长。行前，李光前先生特设家宴饯行，嘱咐我回国之后代为在他的故乡南安县芙蓉乡创办小学。

    我回到集美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日寇的飞机，军舰不断骚扰，兵荒马乱，风声鹤唳。次年5月，厦门也沦陷了。这期间，我在组织集美各校内迁的同时，对李光前先生的嘱咐并不敢稍忽怠慢。

    1938年4月，我开始筹办国专学校。我找到伍远资先生一起辗转跋涉到芙蓉乡。伍远资先生原是厦门大同学校校长，厦门沦陷前夕回到家乡南安石井。我与伍远资先生是相知多年的朋友，为李光前先生办学都很尽心。

    原来，在我回国后不久，李光前先生已在议论上做了准备。他于1937年6月16日写信给他的家乡的族亲房长李钦生、李成田、李硕果、李铁民等，敦请为我开道。信中写道：「年来乡中所开办之学校，光前屡提议依新式教育法改办，使儿童较有得益，特以此事除备有经费外，必须有熟悉学务之人负责办理。虽蒙诸房长素表同情，肯相赞助，无如人各有事，不能专心，以致迟迟至今未能实现。此诚吾人所共引为憾事者。此间华侨中学陈村牧先生，上月杪回国接任集美学校校董职务，前曾与详谈吾乡教育状况，并托其代筹全乡教育，以便进行开办学校，经蒙允许，并拟待集美诸事稍得安顿后，，即往吾乡视察一切。陈先生原籍金门，毕业厦门大学，担任集美中学校长数年办学既有经验，品性亦甚优良，使其计划得实现，将来吾乡教育能得进步，皆出诸房长玉成之力，感激者不仅光前个人已也。」

    当时的芙蓉乡，按村落设有丰庭、竞敏、蓉溪等五所小学和三所私塾，学生450名，就在各房族宗祠上课，师资多不合格。乡学龄儿童1200名，尚有63％无法入学。

    在李硕果先生等几位李氏房长的帮助下，我顺利地调查了芙蓉乡的教育情况，并召集各房长，地方行政长官和各校校长开会，言明来意，转达李光前先生在家乡创办新式学校的愿望和计划。大多数与会者表示支援。

    在这次会上，经商议决定：一、原有学校和私塾一律停办，新设一所完全小校，定名为「南安县私立芙蓉小学校」。二、为便利儿童就学，依李氏族人聚居地分三片设置校舍；第一校舍设溪中「蔡面后」，第二校舍设溪东「犀牛望月」，第三校舍设溪西梅峰「董湖埔」。三、第一校舍办高初级班，能容学生600名，建有教室12间及礼堂、办公室、图书馆、仪器标本室和运动场等。第二、三校舍专办初级班，各容学生300名。校舍均建平房，以简单坚固为原则。此外，还讨论学校设备，行政组织、延聘师资及经费等问题。会后，将以上会议内容涵请李光前先生审定，并述及芙蓉乡族房之见大深，各房自办学校，只收本房儿童，儿童亦不愿往他房所办学校就读，此种情况，他乡少见。李光前先生复函表示赞同此间决定的意见，唯提出校名定为「国专小学校」以纪念其先父。

    在李硕果先生积极帮助下，我举荐的校长人选伍远资先生，于10月起负责并校，建校工作。

    1939年2月，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国专小学校，聘请伍远资为首任校长。同时成立董事会，李光前先生任董事长，我任副董事长，伍远资先生兼任校董会办事处主任。董事13人，他们是：李硕果、李引琛、李玉麟、李玉荣、傅无闷、候西反、陈济民、陈森茂、李天赐、李伍香、李成枫、傅定国、李家驹。

    自此，国专学校的担子便落到主事的伍远资先生的肩上。他毕业于集美师范学校，深受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教育救国」思想影响，奉行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注重活的教育和联系家长。

    由于他的忘我工作，并有效争取社会的支援，国专学校很快就上了轨道，得到发展。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伍远资先生在国专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芙蓉乡有些人认为，李光前先生是他们家乡侨商巨富，承办他的事业，一定有利可图，岂可由外人充任。有人寄匿名信给伍远资先生，要他识时务而退，否则将「白刀进，红刀出」：一封恐吓信还附有子弹。有的当面挑战，逼他搬进草棚住。伍远资来函表白心愿，他写道：「平生名利至淡，全无其他欲望，成人之美，贯彻始终，此弟来蓉之志。」这种献身教育的赤诚之心，令人感佩！当然，后来他不只得到李光前先生的支援，而且得到李氏家乡族人的支援。

    1940年春，国专小学全面开学上课。当时共分四校，总校在山尾顶。那时，日寇战火已逼进泉州，南安一带，人心惶惶，有人建议迁校。伍远资先生来函征询我的意见，当时已不可能事事请示李光前先生。我于5月9日函复：「当此时局紧张，教职员请发本学期全薪事，自可照办。唯不必提前发给。盖此时泉海尚平静无事，待泉州不幸沦陷时，马上发放未迟。至于部分教员，拟以有组织之集体行动，永不离校，愿随时随地继续教育者，此种精神堪嘉许，学校应特以补助。假定泉海发生战事后，泉城沦陷证实，可宣告停课。女教员得先离校，男教员应协同学校收拾重要簿籍、文件、学用品及教具，然后离校。课桌椅等笨重物，于停课后集中贮藏于教室内，雇工看守，以防散失，并请乡中素与学校有关人士时为注意巡视。教职员由学校发给身份证，备沿途军警查验之用。」

    国专在伍校长主持下，在战时的困难中发展。1939年设的李光前奖学金，原只惠及李氏本乡学子，自1941年起，全县优秀学生均得享受。1943年学校进行调整，如办国光中学，小学设四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李光前先生来电嘱继续兴办家乡教育公益事业。我与伍校长及各董事联函李光前先生报告校中情况，提出继续办学的各项工作及所需经费。1946年5月23日李光前先生给我来函云：「国专学校历年来，深赖先生领导与伍校长并力筹划，维持至今，心力烦劳，感佩至深。窃念国专前途，仍有赖于先生之指导及伍校长之主持，望二位先生尽力襄助，以酬窃兴学报国之夙愿。」

    李光前先生南益公司各厂在新、马沦陷期间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工厂的恢复和发展，需要资金，还支援集美学校，投资集友银行，但他对国专小学，国光中学所需经费，均一一应允。

    1947年，李光前先生将原南洋企业有限公司的股份售出，得三万元港币过交国专。该有限公司是抗战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王育文在上海倡办的，李光前、叶玉堆、陈六使、李俊承，陈延谦等五位先生占股份的半数（共叻币25万元）。战时该公司被官僚所操纵，战后原驻新加坡总领事担任南洋经理，李光前先生等均因不顾与官僚纠缠，全部退股。

    伍远资先生自1946年起专任国专学校董事会办事处主任，负责筹办国光中学。而由吴序樸接任国专小学校长。

    战后的集美学校，疮痍满目，百废待兴，而陈嘉先生在新加坡，马来亚的义成公司九家工厂，有四、五厂机器被拆，货物被毁，损失惨重，经费拮据，殊难维持。但在陈嘉庚先生的函促下，我仍经常前往芙蓉与伍远资校董及硕果先生等商讨办校各事。

    1950年陈嘉庚先生回国定居，李光前先生函嘱的「嗣后，有关学校之一切建筑及设备，家岳父如有指示，尽请遵照执行，无须来函询问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先生亲自主持集美，厦大的扩建工程，同时具体关心指导国光、国专的发展。芙蓉乡教育事业，经过数十年的耕耘，如今硕果累累。陈嘉庚先生已作古，但他爱国爱乡，倾毕生精力和心血用于办教育的精神，永放光芒。

    陈嘉庚先生对李光前先生曾表示不满意。1948年2月2日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李光前虽富，慷慨牺牲甚有限度，否则现其乡校正好大事发展。」但后来，李光前先生除了办好芙蓉乡各校，还全力支援陈嘉庚先生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为表彰李光前这种为教育事业而慷慨解囊的精神，在厦门大学以与李有关的地名、人名作为楼名　，如芙蓉、丰庭、国光、成义、成伟、成智。

    陈嘉庚先生与李光前先生在事业上的默契配合，在精神上的师承关系，都是空前未有的。他们为故乡，为侨居地所做的贡献，影响整个世纪，并将永远激励后人。

    我为国光学校的成长，为国光中学的诞生，曾略尽绵力，也曾受陈嘉庚先生的肯定。他曾说：「光前若非付托先生，决无现下之成绩。」（1948年2月2日函）但这仅仅是在陈嘉庚先生和李光前的精神感召下，尽了一位教育工作者之职责而已。

选自2002年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编辑出版的【 涌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