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重重追英魂 史迹桩桩萦情思--张高贤(香港)初22组【校友文萃】

关山重重追英魂  史迹桩桩萦情思
 ——赴马国祭父侧记
张高贤（香港）初22组5班

    题记：阳春三月下旬，正是农历丁亥年清明节前几天，故先严张公公达膝下三男二女及家属一行共十人，赴马祭父以了却期盼了数十年的的心愿。

    现镌字记录此行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悟，留给后人，为遗漏的族史、家史添补上真实的一页。

游 子 思 故 里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和雪兄等六人由香港赤鱲角机场起飞，约四时十五分先行安抵吉隆坡。一小时后，由福州飞来的时贤兄等四人亦顺利抵达。我们的好朋友、马来西亚国光中学校友会会长，七十一高龄的叶明才先生，不辞辛劳亲自接机，幷分两批把我们送到位于市中心的时代广场酒店。

    四嫂金喜在吉隆坡的亲戚亦到机场接大陆航班。

    赴马国的十人中有九人是福建南安国光中学校友，有四位更是高中同届同班。机缘凑合走到一起，成了一家人，久别重逢在马国，分外激动。

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

千 里 祭 先 严

    次日我们告别吉隆坡，沿着平坦笔直的高速公路北上。旅行车时而奔驰于碧海蓝天映衬下翠绿无际的棕榈园里，时而穿越于灌木丛生、藤枝攀爬的热带雨林中，猶如一驹天马在宽广的马来原野上风驰电掣。今日赴怡保的最重要行程就是拜祭父亲。坐在车内，我无心欣赏美艶绝伦的热带风光，却放纵思绪去追忆一幕幕往事……

    一九五三年家父辞世，长兄昌贤十七岁，最小妹妹春贤年仅八岁。七个孤儿和寡母在异国他乡贫困无依，只好在友人帮助下将慈父草草安葬于怡保。之后，我们即在母亲带领下返回中国。几十年光阴一晃而过，我们各奔东西，求生存，学知识，谋发展，跋涉于人生的苦旅中。虽然孩儿那份对亡父无法切割的牵挂和怀念重重地沉淀于心灵深处，也实在没有条件去马国为父亲扫墓、祭拜，只能默默地深藏于心中。因为国界虽然无形，但在当时却比登天更难。

    后来我移居香港，寻找父亲墓葬之地，就成为我时刻牵念的大事了。自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五年，我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不放过任何线索，却因我出生于马来亚，又回过大陆，被视为「赤共」，每次赴马国的入境申请均被当地政府退回。那一条插翅难跨的国界，真的使我束手无策。每当想到敬爱的父亲几十年来孤零零地长眠于异国他乡，没有一个亲人前去为他上香、扫墓、祭拜，我便心如刀割，怪责自己。那些年来，慈父英灵「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只能铭刻在心头，萦绕于梦境！

    天无绝人之路，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九九五年我终于取得了英籍护照，不必办签证就可自由地进出马国，为寻觅父亲墓葬之地扫除了最大障碍。

    一九九六年元月八日是我一生中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终于在马国怡保市打门路的「广东坟场」找到了慈父独自在此安息了四十三年的墓地。同年七月，墓地重新修建完工，幷请法师开坛进香，举行开光谢土仪式。

    想着想着，竟不觉时间的流逝。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奔波，我们中午到了怡保。得知消息的邓善邦夫妇提前从金马伦赶来，已在舜苑酒店等候。善邦大哥曾是父亲的学生，亦是昌贤兄同班同学。与昌贤兄在大山脚同吃、同住过三年，亲如兄弟。他们今天专程赶来怡保，就是要陪同我们到坟场扫墓祭父。我从内心很感激善邦兄，近十年来，我每次到怡保祭父，他夫妇俩均与我同行。

    简单地用过午餐，一行人立刻驱车赶往父亲墓地。天空晴朗，蔚蓝色的天穹中白云朵朵，寄存着我们的无尽哀思。微风吹拂着道旁的棕榈和芭蕉树，为我们奏响了哀乐。太阳公公许是怜惜我们千里奔祭的孝心，慷慨地收起灼热的光焰，躲进云层里，只是不时会矜持地露出笑脸，慈祥地温暖着我们伤痛的心！

    坟山四处得益于当地政府清明前派人除草，平时齐腰高的杂草己被清除。步上小丘，在一棵大树护佑下的父亲墓地映入眼亷，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一幅父亲带着慈祥的微笑，高兴地远远向孩儿们招手的影像，又仿佛听到坟山回响起我的亲切问侯：「爸爸，爸爸，您好吗！您的儿女们结伴来看望您了。」我们三步幷作二步，扑向父亲墓前……在泪雨中，我们看到镶嵌在细麻石墓碑上父亲彩瓷像熠熠生辉，正在用慈祥的笑容迎接我们远道而来！

    离开父亲已五十三年的小妹春贤，早已泪如雨下。她强忍着嚎啕大哭，却抑制不住一阵阵的抽泣，一阵阵的心痛。大家一齐动手，用心地清扫墓桌、细心地拔去杂草，就怕一不小心惊扰了安眠的父亲。上供、焚香、烧冥纸，敬酒献茶，五个子女与他们的伴侣分批在慈父墓碑前叩首跪拜，虔诚、认真地向父亲喃喃低语诉说着自己的祝愿和祈求。慈父在天有灵，看着这一切，该会多么喜悦、宽慰！

    仪式结束后，我们迫于无奈告别了父亲，是那样的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渐渐地远去。我在心中默默祷告：「敬爱的爸爸，您安息吧！我们一定会把永恒的惦念留在心底，留在这里！」

    当晚，我们于怡保「海外天海鲜酒楼」宴请了张千谊夫妇。千谊兄是一九九六年带我、雪贤兄、玉甘和安妮到广东坟场找到父亲墓地的第一人。其父张庆东为父亲挚友，同姓张，又同为广东大埔乡亲，和我们一家关系十分密切，亲如伯父。当年父母亲及家人到怡保时均居于他家。庆东伯亦将其弟张庆南的长子张杰宜托付父亲带到实逃远南华中学读书。张杰宜、张千谊兄弟两人均是昌贤兄的同学及少年时的好朋友。父亲去世时在怡保的丧事均由庆东伯协办。每次到怡保拜祭父亲，我们都会邀千谊兄相聚，深情回顾两代人的真挚乡情。

    晚宴后，我们又在千谊兄的引领下，登门拜会了张丽源姨妈。丽源姨妈是母亲之结拜姐妹，亦为父亲的学生辈，父母视其为一家人。其夫萧家壁为父亲挚友、同事，继父亲后接任金马伦华侨小学校长一职。丽源姨妈对兄妹及家人的往事十分熟悉，她的回顾，再一次将我们带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童年时光。来到她家，我们就像回到自已家，感到亲切、随意、温馨。

追 寻 父 母 迹

    父亲性格刚毅，胸襟开阔，志存高远，且多才多艺，足迹、事业遍及中、马两国，学识、文章、书法、习画皆誉满当时当地。一九五三年十月，父亲以五十三岁英年早逝于怡保中央医院，其时，在马来亚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当时著名的《南洋商报》、《光华日报》、《建国日报》和《益世报》均报导了父亲逝世的消息。《南洋商报》刋登了父亲的遗像，在发表的专文中盛赞父亲「一生尽瘁教育」，他的逝世是「马来亚华侨教育界的重大损失。」该报还刋载了父亲生前友好韩梅先生的文章《悼张公达先生》，对父亲献身于马来亚华侨教育事业有详细的论述和极高的评价，幷称颂家父是一位「饱学的鸿儒。」

    父亲英年早逝，加上历史的、环境的因素制约，以致子女们难以为其编制一个完整准确的年谱。父亲青、少年时代在广东大埔投身革命，一九二六年参加共产党的经历，因与革命事业息息相关，所以有一系列正式出版的党史、县志、回忆录及史学家研究成果为依据，清晰准确。而其后半生，赴马国后的经历，却鲜为人知。续写父亲远渡南洋后的历史，寻觅他在马国的足迹，是我们此行的心愿和重任。

    一九三二年为配合国内大革命的形势，父亲来到了马来亚。据善邦大哥介绍，父亲曾回忆说，当时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领导人要求保存力量，分散活动，向海外发展。他选择了有华人社会的马来亚，落脚于柔佛州的新山，找到了「姐姐」(即地下党设立的联络点)。接上关系，有了费用，便到北婆罗洲古晋中学任教，开始在古晋及美利两市镇从事华文教育事业。

    为在异国他乡能安定生活，为寻觅事业的知音和助手，一九○○年出生于广东的父亲和一九一三年在马来西亚出生的母亲于一九三五年在东马的北婆罗州幸福结合。婚后，育有昌、雪、时贤三子。一九三八年为养病，迁居至长年花坞春晓，空气清新的金马伦高原，之后又育一子三女，即我、超、传、春贤。

    抗日战争时期是父亲在马来亚革命活动的高潮。除继续从事华文教育事业外，父亲还先后在丹拉那打和劳勿丹邦以开药店和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母亲除教书外，还相夫教子，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

    药店既是抗日联络点，又可为抗日志士筹措紧缺的药品。因此两处药店在当时均是马共游击队战士们常来常往的地方。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父亲除担风冒险资助和参加马国之抗日战争外，还为中国国内来马筹款的抗日志士，例如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教育廳副廳長的蕭雋英、大埔縣副縣長的徐鹿慶等人奔波集资。父親以行动支持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直至日本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

    原中国新闻社福建省分社社长饶练先生曾回忆说，据他所知，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党组织负责人，建国后曾任广东省省长的罗明同志，特意在新加坡约见父亲，幷在新马两地侨界募捐。尽管当时两人谈话内容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有对父亲工作的肯定和指导。饶还说：父亲属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

    二十七日中午，我们在金马伦高原之冷力埠参观一九三六年创办的金马伦县第一间学校——冷力金马伦国民型华文小学时，在其《校史》中见到了如下记载：「一九三九年改由张公达长校迁入新校舍，即目前之第一座校舍也。迄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第一届高小毕业遇战事爆发，本校乃告停办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当地热心教育人士，组织董事会筹划进行复办，公选教育界前辈张公达为董事长，聘陈兆宁为校长。于一九四六年复办冷力第一校，丹拉那打第二校。一九四七年增办不兰障第三校，吉林高第四校（即美兰村），总计全校学生三百余名。一九四八年董事会改选东方酒店经理梁宇光为董事长，张公达接长校政。」由此可清楚看出，父亲在该校曾担任两任校长，一任董事长。其间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父亲没任教职，全身心投入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他则又献身华文教育事业。尤其在被公选任董事长的两年多时间里，复办两校、增办两校，学生由七、八名增至三百余名，业绩辉煌，名重一时。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我们由怡保出发驱车去槟城，中午路经大山脚时，特地安排参观了日新中学独中。一九四九年父亲应聘赴实兆远南华中学任教务长，并兼教高师班。第二年应聘大山脚，创办日新中学，任该校校长至一九五二年。

    我们到访日新中学独中的这一天，适逢周未的正午，学校仅有几位值班人员。正在值班的执行秘书陈锡波先生得知我们是创校校长张公达的子女，热情接待，引导参观，不但耐心地向我们介绍情况，还从存档的校史丛书中精心挑选了两大本珍贵的校史数据赠送我们，令我们十分感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数月后的一九五○年春，父亲正值五十年华。他回首往事，百感交集，就于大山脚挥笔写下抒怀诗《五十感怀》：「五拾年来似走潮，东西南北遂尘嚣；少小离家逐战场，侄亡兄故又悲娘。春来无计返家乡，犹记当年受颂扬；三十功名如粪土，光阴荏苒鬓如霜」。文字简练、内容深刻、情怀感人。

    二十五日我们到金宝参观培元独立中学和独立小学。一九五三年父亲因健康原因婉辞续任日新中学校长一职，而转聘于培元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实为十分无奈和痛苦的抉择。其时，父亲的身体状况已十分不好，母亲在培元小学任工艺、美术教员当可便于就近照料。

    虽然父亲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仍抱病履职，坚执教鞭至最后一刻。父亲对教育事业的献身，完全是「鞠躬尽粹，死而后己」的生动写照，是留给子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梦 回 少 年 时

    父亲一九三二为配合国内大革命的形势和逃避国民党反动派通辑，孤身一人来到马来亚，无依无靠，没产没业，一生以教书为生。一家人如浮萍漂流，居无定所，仅以父亲执教的学校宿舍为家，幷随着父亲执业学校的变动而迁移。留在我们童年记忆中的，就是飘泊而多姿多彩的片断。

    金马伦高原、大山脚和金宝市是我印象最深刻，感情最浓烈的三个居住地，在这里有我们的相聚，有亲人的离弃，更有难忘的回忆和故事。此次故地重游，梦回少年时，感慨万千，恍忽飘荡于真实与梦幻间。

    二十五日晚，我们绕道新路，到了金马伦高原的吉林高镇，入住海拔一千六百二十米的「贵都酒店」。下午参观了绿叶成荫，草梅低垂，散溢果香的草梅园。第二天即由善邦大哥陪同一路南行，兴致勃勃地漫步于金马伦高原的追亿之旅，先往丹拉那打，次站BOH ESTATE，继而劳勿丹邦、猪马港 (BERTAM VALLEY)， 最后一站为冷力埠。

    由吉林高镇南下，就是金马伦高原中部的著名疗养地——丹拉那打。此镇原来只有十来间店面，居民之间彼此都认识，犹如集结在高山上的小部落。这里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和兄弟姐妹童年嬉戏的地方，又是父母、外婆、玉兰姨妈、兄长和妺妹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团聚的清幽小镇。四季如春的凉快气候,令丹拉那打成为马来西亚的花果园地，度假和观光胜地。

    我和传妹在此入读英语教会学校，兄长及大妹超贤在父亲任教的华侨小学就读华文。其时家里经济非常因难，父母任教之薪水不足以养家，多亏外祖母和阿婶(长住我家十余年，如同家人的佣人)在外摆摊，卖咖哩米粉和自制的豆芽以帮补家用。家中有时连下锅的米都没有，此时外婆就会叫我哥哥到姨妈 (梁玉兰，小名「阿得」)那里要些米回来。

    一九四九年，我与昌兄跟随父亲到实兆远。玉兰姨妈嫁人后，不久就与我们失去了联系。直至一九九六年七月我在怡保找到表妹沙丽才得悉我迟来了九个月，她的慈母，我们念念不忘的玉兰姨妈己于一九九五年的十月病逝怡保。

    母亲原名玉娇和妺妹玉兰两人分别安息于异国两地，生前的千思万挂，不间断的相互寻找，相见的期盼和心力交瘁的耐心等待都如过眼云烟，消失得无影无踪。两姐妺生前无缘相会，唯有带着深情和遗憾归去天国，悲哉！

    在这里，我还找到儿时与春贤妹拍照的地方，以及传贤妹被银行铁闸压在身上的旧址。我们一家人站在药店旧居的店前摄下了一张照片，瞬间的留影把我们带回到孩提时代的天真、无知和欢乐。

    回眸往事，是无限的兴奋和太多的感慨。

    告别了丹拉那打，我们继续南下来到了BOH ESTATE 。BOH ESTATE原为种植「BOH」红茶的一个小山庄，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年，外婆张秀英携雪贤、时贤兄及三个妹妹到此定居。外祖母除照顾三个年幼的妹妹外，还务农、养猪和饲养家禽〔为生〕。雪兄与时兄除到冷力埠读书外，晚上和假日协助外祖母干些农活和上山砍柴。一九五三年马来亚政府为围剿「马共」，頒布了紧急法令。该山庄就被下令拆除，居民被迁移。現時的BOH ESTATE是馬來西亞重要的蔬菜和茶葉種植基地，放眼望去已是翠綠一片。

    再向南寻迹，来到了劳勿丹邦，父亲曾在此开办过药店。雪兄望着被水库淹没的旧址，回想起他在药店帮工的往事，记忆犹新。

    下午，一行人来到了金马伦高原的猪马港 (BERTAM VALLEY)。当年隐匿于高山峻岭中的世外桃源小村庄，已是个繁荣小镇。现代化的公路取代了崎岖曲折的山间小道。我们一家人于抗日时期在这里逃难的住地，已是翠绿荡漾的一片菜地，清静风雅。其时，我的三位兄长，外婆在此避难，我跟随父亲住丹拉那打，母亲则奔波于两地间。超贤、传贤、春贤妹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出生于此地。

    离开猪马港，就到冷力埠参观一九三六年创办的金马伦县第一间学校——冷力金马伦国民型华文小学。午饭后我们沿着百年老路，左盘右旋，驱车下山，驶向霹雳州，奔赴吉隆坡，告别我永怀心中的金马仑高原。

    举世闻名的金马仑高原，藏匿在峰峦迭翠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中，现代化的小市镇如彩色缤纷的浮雕点缀在大自然眷顾的青山绿水、苍松翠柏中。我们曾在这块绿叶成荫的宝地上戏水、捉鱼、游泳，在它的庇蔭下記录着起无数眷戀的童趣。半个世纪过去了，山岭间的瀑布飞泉还是那样飞泄，溪流涧水还是那样清冽，潺潺的水声送进我们的耳边，顿时使我觉得这奔流的水像个不朽的精灵，不管人世沧桑，总是在不停地歌唱！呵，美仑美奂的金马伦高原，这块诱人的度假胜地，「东方的瑞士」，留给我多少永恆的怀念，记录了父母献身华文教育，支持抗日的一代华侨的多少故事。
一九五○年我们一家从金马伦迁居到离槟城不远的大山脚。大山脚地处临近滨海的繁华城市北海和槟城，已从一个树胶园林立的渔乡小镇，发展成现代小都市。

    大山脚是我们一家人第二次团聚的地方。父亲在此任职校长，备尝艰辛地，筹建了大山脚第一间中学——─日新中学。三年后却因病痛，筋疲力尽，不得不带着无奈离开了它。

    一九五二年我们在这里还伤心欲绝地送别了守护着我们出生和成长的、虔诚的基督徒，我们敬爱又慈祥的外祖母张秀英。

    在这三年里我和父亲的接触较多，因我是他的英语翻译，需时常陪伴他到槟城看病。我知道他经常头痛，医生亦未断定病因，又因贫困，而后就不再就医了。父亲话不多，为了生活和兴趣，在百忙中仍抽空撰写《聋公随笔》。他经常习字作书，每当挥毫着墨时，我总是他的「御用书童」，在旁磨墨押纸。我曾目睹他在旧报纸上挥毫写下「日新中学」和「石山大戏院」两幅大字，写后用红色笔修整，这两幅题字，龙飞凤舞，苍劲有力，至今仍留迹大山脚。虽经几十年光阴流逝，仍栩栩如生，一如父亲在我心中的影像。

    我因年纪小，没有留意到当时父亲病情正日益严重。今天，我为人之父，随着年岁日增，身体日差，回顾往事，才领略到父亲与我于一九五二年重游金马伦旧地，探访老朋友、老乡亲、老同事已是对往事、旧地和友情作一次最庄重的心灵告别。想起在丹拉那打时，朋友急促为父亲寻找「鸦片」止痛的一幕，如今才觉悟到，父亲当年应已知道自己病患脑瘤，时日不多。每念至此，悔之已晚，不禁肝肠寸断。

    我与父亲从金马伦回大山脚后不久，父亲又组织全家「享受」了几天有钱人的「豪华」假期。我们在槟城的丹戎武牙海滩，租了一间用阿答树叶和木板搭成简陋的度假木屋。这是我们兄弟姐妹唯一的一次和父母在海边度假、观海，共享天伦之乐。天真无邪的我们，不知道病重的父亲对孩子们爱之深，情之长，只管尽情嬉戏，堆沙，挖洞捉小螃蟹。住了两天，父亲又率领一家人到升旗山，极乐寺游覧。如今重游旧地，回顾往事，，我才感悟道这是父亲以深爱向我们一家人预演的一出真情的告别。

    一九五三年，我们一家又搬迁到霹雳州金宝市。金宝和怡保同属霹雳州，是两个古老的城市。随着锡矿场的日益减少至消声匿迹，城市的发展几十年停滞不前，深有「五十年不变」之感。青壮年有识之士，均到南部发展定居，城市和老年人為伴同步走向衰老。

    在金宝，父母任教培元中学、小学。雪兄与时兄在培元中学念初三。超贤、传贤和春贤妹在培元小学就读。我还是在英校上学。这里留有我们青少年的生活足迹，又是我们一家人在马国最后团聚的地方，也是父亲当年告别这里到怡保中央医院治病，且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生最后驿站。

    一九五三年八月，父亲因头部剧痛入住怡保中央医院，雪兄停學到醫院陪伴。有一天，我聴到院裏的醫生在交談中說到，凡住在此病房的均是不可醫癒的重病號，不久將要善终的。我將此話告訴了雪兄，內心沉痛萬分。

    打那天起，中午放學後，我不再回家，從金寶乘搭一個多小時的公車到怡保後，再步行二十來分鐘到醫院探望病重的父親，直至傍晚才返回金寳，幾乎天天如此。

    有一次父親照X光片回來，我和雪兄看到片中的惱部造影裏有一只乒乓球大小的腫瘤。想起當年父親抱頭忍痛的情景，想必是腫瘤压迫到父親腦神經而產生的剧痛。后来，可恶的腫瘤又压迫到父親的視覺神經，他不但日漸失去視力，且日益消瘦。雖此，每當我到醫院探訪時，他總是拖着他那消瘦的身體，以蹣跚的步伐，忍着劇痛，請我、雪兄到医院餐廳用膳。十月初，他身上開始長水泡，整身痛癢難受。

    十月八日上午，時兄到英華學校找我，適時我正在大禮堂參加演講比賽。當我步下講台那一刻，時兄走向我說：「走，去怡保！」。很快，母親在李偉如先生陪同下，带着時兄，我及三個妹妹趕到怡保中央医院，此时慈爱的父亲已抛下妻儿和他挚爱的事业，撒手西游。不久，昌贤兄亦从打巴埠匆匆来到。这一天，我們一家人以極度的哀痛於怡保中央醫院的八號病房，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事隔半个多世纪，历历在目，每想到此，亲情不再，沉痛万分。

    一九五三年底，我们举家告别了我们生活于马国的最后一个埠──金宝，告别了安息在马国的慈父，于槟城登上《安庆号》货轮，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回到了家乡。

    这次重访金宝培元中学，在校园里寻找了我们与父母曾住过的宿舍，我们当年的「家」。回首往事，我们在篮球场后面的教室阶梯前，再次合影留念，因为我们深深地记得，在父亲逝世后，举家回国前，我们六兄弟姐妹曾穿着孝服在此留影。

    故地重游，梦回少年时，感慨万千。我谓然感叹：风月无古今， 情怀有浅深；物是人己非，此情今何在！

寻 根 读 家 史

    一九五四年春我们〔举家〕回到了祖国。母亲先在大埔老家生活了八年，以后又辗转于湖北黄石、福建福州、连江等地，带大了儿女而后带孙子。「文革」后期的一九七○ 年十二月廿六日，回国十七后，雪兄、时兄、金喜嫂和我于福州，沉重地、静静地送别了一辈子含辛茹苦的母亲。我们这群漂零的孤儿，除我外兄妹均成家，大家的交往日趋淡薄。   

    我的家乡广东省大埔县太宁乡，是个红旗不倒的英雄村庄。许多革命先辈，如朱德、周恩来、陈毅、叶剑英、 澎湃、罗明、张鼎丞、方方都曾先后在这里工作、战斗或宿营过。一九二二年起，太宁的知识分子饶龙光、饶炳寰、饶炳亨、张高友(我的父亲)等人，设立太宁公学及图书报社，组织青年学习<<新青年 >>等进步书籍，幷积极与外界联系，寻找共产党。  

    一九二五 至 一九二六年，饶龙光、张高友、饶炳亨等人先后于广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受派重回太宁。解放后历任福建省省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张鼎丞便是在一九二七年「四 • 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于太宁由饶龙光、张高友(我的父亲)介绍入党的。      

    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叛徒锺乃匡等勾结团匪约二百人突袭设于北坎头我家的县苏维埃机关。我堂兄张球贤、太宁共青团书记在突围中因弹尽壮烈牺牲。解放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于张家「革命之家」、「光荣之家」荣誉。

    张家在村里是小姓，解放后留在家中的男丁只有与我同龄的堂侄张良栋一人，是村里的弱群家族。我们兄妹(四男三女)均出生于海外，本对家乡已没有归宿感，加以母亲在家乡的八年备尝艰苦，受到家乡亲人某些方面的排斥及不正确对待，因此更是淡薄乡情，失去了家族的凝聚力。

    在间隔四十三年后的一九九六年，我在马来西亚找到幷重修了父亲的墓地。同年的二月八日时兄、金喜将母亲骨灰盒由福州乘飞机安全护送到深圳。二月十日雪兄及美珍嫂 、时兄及金喜嫂、传贤妹及妹夫添泉、我和玉甘等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于「深圳殡葬管理所」为安放母亲的骨灰盒举行了拜祭仪式。慈爱的母亲在逝世整整的二十六年后，才有了自己安息的地方。

    从此，每逢清明和重阳，她的儿女和众多孙男、孙女们都会和她相聚了。父亲墓地重修后，我和玉甘每年均会去拜祭。时至今日，三兄雪贤一家、传贤妹一家、时贤两夫妻、昌贤兄、春贤及夫婿卿谋，吾女安妮及女婿国智等都先后来到怡保拜祭了父亲。父母亲有了这样的归宿，我们的心宽慰多了！我们兄妹之间的来往也日趋密切了。

    二○○二年元月八日，以我父亲名字命名的「张高友 (公达) 福利基金会」(下称「基金会」)于深圳成立。我任主席，二哥昌贤、堂嫂胡新娣任顾问，雪兄为主任、时兄为副主任兼秘书，委员共十三名。「基金会」成立后即组织香港、湖北、福州、广州、诏关、龙岩等地的家族成员二十余人回乡祭祖。

    回到村前，乡亲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我们，令我倍感亲切和欣慰。我们首先拜祭「开居公太」，拜祭祖父、祖母等先人。我家被国民党前后三次放火烧毁，张家大门之「北城楼」门匾也毁于大火之中。解放后政府先后三次拨款修建，但终不如意。为使祖屋重显昔日之光辉，「基金会」决定拨款重修「北城楼」。

    二○○二年十月我们兄妹七人结队回乡「省亲」，这是自一九五四年在家乡离别后再次家乡相聚，也是过了四十八个年头后兄妹七人的再次团聚。最为遗憾的是四十八年前带我们走「回归之路」的母亲已见不到重建落成的「北城楼」。站在「北城楼」的平台上呼吸着由山边吹来的清鲜空气、瞭望乡村大地，家乡的天、晴空万里；家乡的地博大肥沃 。

    这些年来，为了回馈家乡，我代表「基金会」捐赠母校大麻中学多台空调机，幷出资兴建「张高贤工作室」；在茶阳镇广场捐资兴建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张高友纪念廊」；修建了以父亲张公达、母亲梁一明名字组合命名的乡村水泥路「达明路」；还捐资于「太宁小学」，兴建了「张高贤体育场」等。
 
    我，一个出生于马来西亚、从小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归国侨生，经历半个世纪的坎坷人生，在花甲之年成立「基金会」、组织家族成员回乡「寻根问祖」，去追寻发生在家乡的故事，去追溯家族的历史，去寻找父亲的往事。父亲青年时期即投身于人民革命事业，「少小离家逐战场」。南昌起义失败后，大埔县陷入白色恐布，家被国民党放火烧毁，自已被国民党通辑，父亲怀着「侄亡兄故又悲娘」的悲愤，接受地下党派遣远走异国他乡。在漂泊海外的二十多年中，意志坚定地继续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五十年来似走潮，东西南北这遂尘嚣」。作为革命战士，他尽管「犹记当年受颂扬」，却不骄不躁，视「三十功名如粪土」。他无限怀念祖国、家乡和亲人，但由于身负使命，加上孩儿幼小、家境贫困等种种原因 ，终至「春来无计返家乡」，却「光阴荏苒鬓如霜」，该有多么的无奈和遗憾！

     我在「寻根读家史」的步履维艰中，完成了对父亲感怀诗的诠译，浏览了张家在家乡和马国的历史，圆满了父母亲精彩纷呈的故事，也找到了自己的根。我永远铭记父母留给我的真爱、乡亲们赐予我的真情和祖国对我的孕育。能为家族、为亲人，为家乡、为乡亲做些有益的事，我深感荣幸和应该。因为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我们同是故乡人。

    此次众兄妹偕老伴共十人在回国五十三年后远赴馬國拜祭父亲，探访亲友，重游故地，再拾记忆，意味深长。我最小的妹妹春贤写了以下的这段文字，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慈父坟前祭英灵，追思往事忆亲人！十天的马来西亚之旅，弥补了我人生的那一片遗憾，解脱了我心中的那一段牵挂，留给我全家永恒的珍贵记念！

    游子思故里，千里祭先严，追寻父母迹，回梦少年时，寻根读家史，此生无悔矣！  

二○○七年五月七日 星期一 定稿于香港 扬波轩

2007年3月22日作者与其亲人们摄于马來西亚
左起：陈卿谋、张雪贤、张时贤、翁添泉、张高贤、
       张传贤、张春贤、徐美珍、洪玉甘、尹金喜   
(除尹金喜外均系国光校友)

作者与其亲人们摄于马來西亚槟城

马来西亚风光(相册视频)
摄景张高贤
请点击这里  http://www.fu-rong.cn/shtml/97/20070516254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