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芽的豆豉（第一节）------林翔云(厦门)初30组【小说】

发芽的豆豉
林翔云（厦门）初30组

（第一节）

    我1952年出生于江南H镇。现在回忆得起来的最早的一件事是“打麻雀”，记得我那年还是一个不小的“官”——幼稚园的小班长。现在还依稀记得阿姨（当时不叫“老师”）带着我们拿着破脸盆、口杯等坛坛罐罐到田野、小山坡上敲打，还真看到麻雀掉下来。可是第二年龙眼树和荔枝树上全是臭椿虫，颗粒无收，我从小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龙眼荔枝，那一年吃不到了。记得起来的第二件事是看到一群人在“批斗”一个“坏分子”，起初是把他推推搡搡的，后来就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倒在地呻吟哭泣——一个大男人流眼泪是连小孩子也一辈子忘不掉的。

    1958年我跳过一年级直接上甲镇民办小学二年级，这个学校是由一群没能上高中、大学的青年人办起来的，专门招收上不了“中心小学”的孩子。我属于“年龄不够”加上“政治原因”（我过了好几年以后才知道我的“出身不好”）的“双料”，因祸得福。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田野》，第二首歌歌词的第一句是“小鸟在前面带路”——我一直不解的是，既然小鸟会为我们带路，为什么我们要消灭麻雀呢？教唱歌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一个精美的铅笔盒，我直到今日还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民办小学的所有校舍、经费全是我们师生们“挣”的——我们从来没有放过暑假、寒假和其它假日，包括星期六、星期日也没有停过。我们全体师生到附近山上挖土“印制”土坯，不但自建校舍用，还出售“赚钱”。我们还为镇上的企业、单位捏煤球（当时还不懂得“蜂窝煤”）、卷鞭炮（现在看到许多鞭炮厂爆炸的报道我还在庆幸自己）、剥花生、捶石子等体力活挣钱。我上学的第二年开始每年“六一节”就拿着校长写的“感谢信”到镇上每一家企业商店募捐。靠这种“勤工俭学”我们盖起了小学校，还真象个样子，可惜“文革”一开始就被“中心小学”兼并掉，后来甚至还把它拆了，令人遗憾，这是后话。

    记得有一回县教育局拿了一份“中心小学”的期中考考卷来考我们民办小学，我所在的一班除了5个考99分，其余全部100分，轰动全县。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更不赖，在全省的板羽球赛拿到第二名！

    童年时记忆最深的是挨饿！我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哪三年，我们这个镇从1958年“大炼钢铁”、办“大食堂”起每个人就开始挨饿了，1959年街道上有时就已经可以看到饿死者的尸体。我的祖母饿得“水肿”（浮肿）还要请医生来检查开证明才拿到一张“供应一斤（500克）米糠粉”的条子，当时听说米糠粉可以“治疗水肿病”，我拿着这张条子到“大食堂”排队购买，从星期六下午3点排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买到。现在讲给孩子们听，没有一个人相信。

    我的祖母终于还是饿死了！米糠粉并没能救她的命！我的外祖母、大舅父也先后饿死。

    我的兄弟姐妹有8个，先后4个送人，后来有一个饿死了。一个弟弟5岁才送给人家，有一次偷跑回家，路上涉水过溪也差点被水吞没。

    记得母亲每天半夜和几个邻居一起到十几公里外的山上偷割柴草挑回镇上卖钱，经常被守护山林的农民追得无路可逃，被捉到不但劳而无功，有时还被打骂。有几次比较顺利，柴草卖了钱买了几两肉“打牙祭”，全家高兴了好几天。我和父亲有时在天亮前也要走几公里去“接柴草”，所以后来的“上山下乡”对我来说并不觉得可怕。当时母亲的“最高理想”是让全家人“一个月能够吃上一次鱼或肉”。但这个“理想”直到“文革”结束都没能实现。

    报考中学时，我们班有几个因为毕业考试成绩不好而没能领到毕业证书的同学坚持也要参加报考，学校额外开恩同意了，竟然全部考上，有的还考上重点中学。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在“戒备森严”的考场上刚看完考卷就大叫“妖怪果然厉害”，差点被驱逐出场。原来作文试题被我们的语文老师猜对了。

    我考上了一间侨生特多的省级重点学校。这学校在当时还算是“私立”的，海外华侨在学校设助学金，主要赞助侨生，也有一小部分赞助国内的贫困学生。我打过几次申请报告上去，学校同意赞助，但需要镇居委会证明。居委会可以证明我家经济困难，但后面还要加上“管制人员家属”（后来我才知道我爸爸是“四类分子”）几字，等于废纸一张，奇怪的是有时竟然还发几块钱给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几块钱简直就是“救命钱”了——家里每星期给我五毛钱，扣去“柴工票”四毛五分（十八顿，每顿两分半），剩下五分钱要买六天的菜！

    我和几个同学利用校园的一块空地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再把它们嫁接在一块，硕果累累，但不好吃，卖给学校食堂一斤一分钱，我们每人一次可以分到几毛钱，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

    三年初中的学费也是我自己挣的——我寒假到食品厂和竹器厂打工（要是现在就不行：童工）；暑假卖冰棒，这种活只有干过的人才能体验它的苦——三伏天大家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我却希望老天爷保佑“再酷热一点”，越热销路越好，碰上阴雨天就糟了，一罐冰棒卖不完就得赔本！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田野里两条眼镜蛇竖立起来交尾，吓得我摔到路边的水沟里，撞得头破血流却庆幸装冰棒的保温瓶没有打破！一个保温瓶的“押金”十几块，足够我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学校有三个所谓的“右派分子”，最出名的是教数学的老师，据说他提出“校长应当由无党派人士担任”，竟想“夺权”，“右派分子”当之无愧。我是因为参加地区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听说其中有几个考题是他提出的而去找他的，他建议我“超前学习”，就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我在念初二年时就已经到高中班听课了，初三年已经把高中的数理化全部自学完毕，准备参加1966年的高考（我曾开玩笑说我是最有资格称为“老三届”的，1966年我既算初中毕业，也算高中毕业，而跟我同龄的大多数刚好小学毕业），而学校也已考虑把我“保送”到厦门大学（这是后来才听校长讲的，“文革”开始后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校长培养“白专典型”，我算是有幸同校长“并列”上榜了一回。）

    第二个所谓的“右派分子”是教我们生物课的老师，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县里好几栋出名的建筑物、包括我们学校的整体设计、甚至还有大桥都是他设计的。不过他教生物也不赖，讲得生动有趣，有许多故事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住在我们男生宿舍楼下的“夜间厕所”旁边，我有时候偷偷去找他也要忍受臭气熏天的折磨。他不在乎这种待遇，还利用厕所前面的空间养了一大群鸡鸭兔子，饲料就是我们食堂扫掉的残羹剩饭，每个动物都养到七八斤重，有时十几斤，全部送给学校上解剖课用。地区办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借他去编写教材，“强借荆州不还”，学校要他回来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开始，我们班几个同学硬是到“共大”把他“揪”回来批斗，我才又见过他一面。

    第三个所谓的“右派分子”是化学老师。虽然我接触化学较晚，他却成了我的“忘年交”，而且影响了我一辈子。刚上了几节化学课，他就约我们利用礼拜六、礼拜日制作一些化学试剂卖给学校赚钱。“文革”时偷偷把珍藏起来没有被红卫兵烧掉的化学化工书籍送给我，造就了一个“化工工程师”。

   还有几个所谓的“准右派”或者叫做“内定右派”，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英语老师。据说他的爷爷是满清最后一个（当然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他留学过英国，学的是历史，但却教我们英语，可能也是政治原因。他从不备课，每次都是等到“2分钟准备”钟响他才夹着一本英语书姗姗来迟。课堂上给我们讲英语故事，猜谜语，做游戏。记得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My grandmother dosn't like tea，what is she likes？”全班只有我一人得出正确答案，从而得到他的“个别辅导”。其实“个别辅导”还另有原因：他的女儿黄DL与我不但同班，而且就是80年代流行歌里面唱的“同桌的你”——我刚上初中就与她同桌。DL是公认的“校花”，美得成为全校女生都妒忌的对象！我很难在她的脸上找出什么缺点来，不过这也是后话，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她，只是听其他同学议论而已。那个时候男女生不喜欢同桌，如“不幸”同桌的话要划“三八线”，我们俩没有划“三八线”，而且两个人“臭气相投”，上课时都不大听老师讲课，偷偷在抽屉里做小动作。有一次我在抽屉里钉了两个小铁钉，架上一条钢丝，她在一边弹，我用手指头在另一边跳动着按，两个人的耳朵都紧贴在桌面上听“钢琴”，忘了下课钟响，双双被同学们逮了个正着！其实我很少跟她讲话，三年初中私下里听过她两句话，竟都是“恨”！

    第一次是刚刚同桌不久，有一次她偷偷对我讲：“念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上了中学，却每一次都是你得第一，我只能得第二。我恨你！”

    第二次是轰轰烈烈的写大字报期间，我们班给每一位老师都设了“大字报专馆”，准备给黄老师“设专馆”时，同学们都知道黄老师对我“最好”，逼着我至少得说出黄老师的一条“罪状”，否则就“没完没了”。我想了半天，总算找到一条“罪状”：“黄老师在教我们‘钱’这个英文单词时，拿着5分钱对大家说‘ I have money，I like money！’分明是在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

    同学们七嘴八舌又添了几条“罪状”，然后上纲上线，从马恩列斯到MZD的经典著作里找了许多语录，记得有马克思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有MZD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洋洋数千言，把黄老师批得“体无完肤”。大字报最后署下了十几个同学的名字，我的名字排在前头。

    当天吃晚饭后，碰上了同桌的她，只有一句话“我恨你！”

    两句“我恨你”就这样伴随着我的忏悔过了一辈子。

    “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中才开始，我的一个堂兄在1964年就上山下乡（那时侯叫“青年移民”）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沟里插队落户，那个地方穷得出了名，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是事实。“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杀”回城里，把“四面向”的干部们批斗了一番。

    学校每个学期也要组织一次“上山下乡”，只是每次的时间都较短，一般是十来天。我们要交给房东（绝对是贫下中农）十几斤大米，换来的是一天三顿“臭地瓜皮汤”。同我住在一起的同学受不了，晚上买饼干来吃，我每次看到他们出去买东西，就赶紧躲在被窝里装睡，听到他们啃饼干的声音，我在被窝里吞口水。终于有一天被串门的同学撞见，第二天老师发动全班同学把他们批得全哭了。最可怜的是同我们住在一家的一位女大学生，每顿“饭”吃的时候都看到她流眼泪——我们忍受十几天还可以，她还要住一年呢。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大清早起床还没吃早餐就得去田里劳动，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里，象刀子割一样，很快地男女同学们手脚都出现冻疮了。回校以后，刚好遇上镇里办“物资交流会”，热闹异常，我们跑步8公里到镇上，逛遍全场，终于花了三分钱买到一盒可治冻疮的“蛤蜊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买“化妆品”。

    有一次“支农”是到离学校较远的山上参加建水库，短短的一星期内就有两次差点死在那里。第一次是拉石轮夯土坝，我们在前面拉，已经拉到土坝下，扶石轮的农民不注意让石轮滚出了坝的边界，重达数吨的花岗岩大石轮从我们头顶上滚下来，土坝上和两边山上数千名“观众”都看呆了，以为我们几十个学生都要葬身石轮下了。我们也都扔了绳索，四处逃命。说时迟，那时快，忽见旁边几个壮汉各自拿着一根大铁钎同时插在石轮下方，幸亏石轮滚下来的速度还不快，被上面几百人的拉力和下面铁钎的阻挡止住了。我到现在还想不出来那几个壮汉为什么刚好都拿着大铁钎？难道是老天爷可怜我们这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学生而做好的安排？

    第二次事故发生在我们“义务劳动”的最后一天。那天我们全班同学选了一处比较干净的空地做饭，正当大家围在一起有的烧火有的切菜的时候，四面山上同时爆炸，原来负责炸石头的农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吓得都趴在地上，幸亏（又是“幸亏”）空地上面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炸飞象雨点一样掉下来的碎石块，四十几个同学竟然没有一个受伤！

    想必看官已经可以猜到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数理化英语都不在话下，但“政治”考试成绩却一直不佳，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学时基础不好——民办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也设政治课，但没有专职的政治老师，只好请一位姓林的原来给我们上语文课的老教师代，林老师一给我们讲政治术语，大家就打瞌睡，他竟然想出怪招，说要给我们讲故事，大家就来劲了。先讲了《林海雪原》，接着讲《烈火金刚》，后来竟讲《薛刚反唐》（我们也搞不清楚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林老师给我们变魔术看，大家最拥护，后来只要上政治课，我们都要林老师变魔术。久而久之，我得出结论：政治就是变魔术！

    第二个原因则是老师教的内容与实际完全不符——《半夜鸡叫》这种事我从来不信，因为我的一位亲戚就是个地主，他招聘长工的“唯一标准”是考吃饭，凡是食量小的他通通不要，他的口头禅是“不会吃饭就不会干活”。

    “社教”开始了，我们也得参加学校周边社队的“阶级斗争”活动。有一次全班去“列席”一个生产队批斗“地主分子”的“小斗争会”，我们认为“地主分子”至少也有四五十岁吧，到会一看，被斗的人才二十几岁，原来他爸爸才是地主，但解放初已被“镇压”。而他的妈妈——“地主婆”——也被抓来“陪斗”。我们听了老半天才弄明白他的唯一一条“罪行”是：有一位出身贫农与他同龄的好友曾请他一起去部队驻地看电影，他竟然说“现在的电影有什么好看的！”他的这位“好友”不但“揭发”了他，在会上打得最起劲的也是他。人们越斗越激动，最后把他五花大绑倒吊起来，但他自始至终不流一滴眼泪，最可怜的是他的老母亲一直跪在地上向大家求饶，磕头磕到额头都是血。

    同学们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一次次地呼喊口号：“打倒地主！”“打倒地主婆！”“污蔑革命电影就是现行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站在我旁边的几个女生叫喊得最起劲，平时那种腼腆、害羞的样子全不见了。我突然感到恐怖，恍惚看到我和我父母被批斗的情景。因为上个星期六回家时，分明看到离我家不远的一面墙上画了一个“四类分子汇报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爸爸！

    第二天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斗会观后感”，我交了白卷。
学校还组织师生们到农村去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哭诉旧社会的艰苦日子，但没有一次引起共鸣——同学们天天还在挨饿，旧社会再饿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偏偏有的“贫下中农”也不懂“政治”，经常讲错，弄得组织者啼笑皆非。有几次发言者骂错对象，竟把眼下受的苦也算在地主富农“残酷剥削”的帐上。

    除了“政治活动”以外，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我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每一年几个法定节日是我“大丰收”的日子，校园里张贴的谜语我象风卷残云地全部入帐，至今有一位组织者还“欠”我十几支铅笔呢！全校的中国象棋比赛我得了亚军！体育方面也有几张奖状收入。文艺演出也是我的爱好之一，我歌喉不错，一首童声独唱还被录制在校园里播放了半年；朗诵也行，演“双簧”是我的拿手好戏，还写过相声剧本。阅览室、图书馆、师生俱乐部都是我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馆长”成了我的忘年交。校刊经常发表我写的文章。

    团支书要发展我入团，条件是“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说“可以，但要多给我助学金”，否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向谁要去？团支书看我“顽固不化”，就不再同我谈了。

    班主任、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是个政治嗅觉特别灵的人物，1965年年底他就嗅出了空气中的一些成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当天，他就叫我给全班同学朗读一遍，并且还提醒同学们要多关心时事，“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就要到来”。后来几乎每一个星期我都得向全班同学念两篇“重要”的报纸文章，但我念得出来，却理解不来，“裴多菲”俱乐部、团结工会、布拉格之春还有“叛徒”铁托等等我都耳背能详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后来“批判”三家村倒引起了我的兴趣，邓拓、吴晗的《燕山夜话》写得好极了，比我原来最喜欢看的《羊城晚报》“五层楼下”的小品文还有味道，早知道我就会多看北京的报纸了，而不是等到现在批判的时候再看。

    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中考和高考：我一面在初三年填报高中或中专的志愿，一面又在高三年填报大学志愿，两边的毕业考和“大考”我都在准备，直到5月底才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掀起”，我的同班同学早就写了好多“小字报”在批判老师了，只是被学校领导“扣压”才不能发表。6月1日清晨，我刚起床就听同学们在议论“小字报”的内容，顾不得洗刷完毕就跟着人群往据说是贴满了小字报的地方挤，果然铺天盖地的纸片贴得几面墙壁都不留余地了。我注意我们班同学们写的内容，无非都是发泄一些平时对老师的不满而已，但有一篇看的人最多，我也详细看完，是我们班一个年纪最大的同学写的，他说我们一位老师平时看女生不是看她的脸，主要是看她的胸部和下身，几个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到底是这位同学自己喜欢看女生的这些地方还是老师喜欢看，有的女同学已经在骂“流氓”了。其它班级的小字报围观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类的内容，有一张小字报还“揭发”有一位男老师特别喜欢去学校医疗室让女护士检查下身有没有毛病。有一些涉及到“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小字报反而并不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围观。

* * * * * * *   未完待续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