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人生路 悠悠手足情-----张时贤(福州)高四组【校友文萃】

漫漫人生路  悠悠手足情
――我与雪贤兄七十载的手足情
张时贤 (福州) 高四组2班

    七十岁高龄的三哥雪贤于今日退休了，他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工龄最长的一个。

    在我们八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里，我与雪贤兄有着相当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和相似的经历。在小学和中学我们都是同窗校友，我还是他加入中国共青团的介绍人；从他参加工作直至离开福州到香港定居前，我与他长期在同一城市学习、劳动和生活。在我们各自喜结良缘的喜庆日子里，我与他又互为证婚人。

    漫漫人生路，悠悠岁月情，在他退休之际，我们共同生活的经历又浮生若梦般地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感慨岁月无情，叹息青春不再，七十载血浓于水的手足情在心海里激荡，欣然记载历历往事，寄情于永恒的纪念。

避难猪马港

   雪贤兄仅比我大一岁，1937年生于马来亚的婆罗洲古晋市。1939年全家迁至马来亚金马仑高原登那拉打定居。1941年日本南侵，马来亚沦陷，又迁居到猪马港避难，开始了我们童年和少年苦乐参半的生活。

   在那动荡的年代，生活异常艰辛。从1941年到1945年，我们家里又先后添了五弟高贤及三个妹妹——超贤、传贤、春贤。父亲开的药店是抗日的联络点，卖药作为掩护，收入极为微薄。我们的生活主要靠外婆、母亲和姨姨三个妇女种植粮食、疏菜、饲养家禽等养家糊口。被迫实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过着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生活。    

    雪贤兄与我虽还年幼，也必须担负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每天早饭后，我与雪贤兄扛着锯子、拿着柴刀走到家对面的山坡，把已倒下的枯木，锯成一定尺寸，然后搬运回家，用斧头把它劈成柴，晒干，再把它们堆积起来。在锯木前，为了保证合适的尺寸，雪贤兄习惯用食指放在枯木上指示下刀位，作为锯木位置的依据。有一次，我没等他食指收回，就性急地挥刀砍下，顿时鲜血直流。我吓坏了，可是他一边痛得直流眼泪，一边却说：“小事一桩，指头没断。”至今他的食指还留下我刀砍的疤痕，幸好我当时年幼力气小，否则留下的将是断指的残端，这正是我们那一段艰辛生活的历史见证。

    除了砍柴，我们还要挑水浇灌蔬菜，顶着烈日在菜地除草。如此艰辛的生活，我们坚持整整五年。这可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生活经历，因为培育了我们的劳动观念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磨砺了我们刚毅的意志，炼就了我们强壮的体魄。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与雪贤兄高兴极了。我俩换上新衣服，跑过参天大树遮蔽下的羊肠小道，跨过一座座的小桥。沿途映入眼帘的层峦叠嶂再无往日的阴森恐惧，反而倍感风光旖旎，鸟语嘤嘤，花香阵阵，流水潺潺，处处充满自由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原始森林后，我们到了蓝天如洗、阳光灿烂的冷力埠。

    此处正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现场接连不断的鞭炮声如同雷鸣，响彻云霄；狂欢的人潮群情振奋，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在街道上奔腾，荷枪实弹的民族解放军艰难地维持着秩序。在被各种庆典活动淹没的小镇里，我们饱尝了免费提供的牛肉稀饭及其它食品；还含泪观看了抗日勇士演出的宣传短剧，揭露日本鬼子用“老虎凳”、“灌辣椒水”逼供、“用刺刀捅破抗日志士肚皮，鲜血直流”等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杀人游戏……在我们纯真稚嫩的心灵里，激起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和对抗日勇士的敬佩，也加深了我们对父母参加抗日活动的理解。

就读金马仑小学

    时过不久，我们从猪马港迁回登那拉打，居住在父亲开设的药店里。为了让这个小镇的孩子们就近入学，父亲创办了金马仑小学，并担任校长一职。母亲除操持家务和教育子女外，还在小学当教员。我们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上学愿望。外祖母则卖红豆粥，帮助维持家庭生计。

作者慈祥、可敬的外祖母

    在课间休息时，我常与雪贤兄跑往粥摊。慈祥的外祖母看到我们来了，就会高兴地盛上两碗粥，然后站在一旁笑咪咪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此时，一股幸福的暖流涌入我们幼小的心灵，让我们感到被人宠爱的幸福和满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为最后一个小弟弟玉贤做满月时，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纷纷送来了鸡和线面等礼品，家里亲友云集，高朋满座，喜气洋洋。可惜不久，小弟因病夭折，对父母亲打击极大，给全家带来无法治愈的伤痛。

    就读金马仑小学时间虽短，仍有美好的记忆。有一次，学校周末组织远足，让我们徒步到原始森林进行野营活动。同学三五成群地在溪边烧烤，饭后表演文娱节目，晚上睡在帐蓬里，产生一种新奇感，带给我们非同寻常的快乐。

   雪贤兄有一段时间休学到劳勿丹帮埠（该埠后来因建水库已被水淹没）的药店帮忙，这是我们第一次分别。

    不久，父亲到实兆远任教，高弟一人跟随。母亲及从国内来马定居的大哥光贤 (同父异母) 在冷力华侨小学任教。外祖母便携带雪贤兄、我和三个妹妹迁到波士迪偏僻的农村生活。

体验农村生活 

    我们居住在半山腰的一幢木屋里。屋后是崇山峻岭，屋前有一个大池塘，是养鱼、养鸭的好地方，山下的公路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公路两旁一排排翠绿的椰子树傲然挺立。在这简陋的家园里，可敬的外祖母主持家务，带着五个男女外孙种菜、养猪、养家禽以维持家庭生活。她彷佛不知疲倦地忙碌着，起早贪黑，任劳任怨，有时还要挑菜去卖。

   为了节省原本就很紧张的生活开支， 我与雪贤兄每天一大早就带着盒饭和青菜步行10多里路到冷力华侨小学念书，要到傍晚才能回家。原来我俩的关系很融洽，但有一段时间他与高年级的几个同学学“功夫”，性格开始变得蛮横：在上学的路上，他们用石块扔椰子树，看到被他们打得支离破碎的断枝残叶时，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彼此间还拳打脚踢，有时玩得起兴时，还会在我身上练练。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回家后便向外祖母告状。老人家看到我手臂和身上的伤痕时，伤心地流下了泪水，幷狠狠地痛斥了雪贤兄。第二天中午吃饭时，雪贤兄向我“出气”，不仅打了我，连午饭也被他打翻在地，令我整整饿了一天。此后，即使他又欺侮我，我也不敢再向外婆告状了。

    不久，从冷力埠到我们住处通了公共汽车。因经济困难，外祖母说两人中只能有一个坐车上学，另一个人则只能骑自行车。按理应是照顾年纪小的我坐车，外祖母原意也是这样。但我怕雪贤兄不高兴，到学校再打我，便“自告奋勇”骑自行车上学。

   其实，我俩都是好孩子，每天晚饭后要帮助砍猪菜，星期天要上山砍柴，外祖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每次上山砍柴，她都要向上帝祷告：让外孙安全上山，平安回家。这里砍柴的难度比猪马港时大多了。因为我们要爬上屋后的原始森林，选择合适的树进行砍伐。砍伐时要注意安全，掌握树倒的方向。树倒后，先用柴刀把枝叶砍掉，捆扎起来，然后再将树干锯成木段。口渴了，就喝山泉水；肚子饿了，便采野果吃，同时还要时刻提防毒蛇猛兽的袭击。结束一天的劳动回家后，外祖母再次祷告：感谢上帝保护她外孙平安回来。

   放假时，我们除了担负一些家务外，有时还到山后的农家打短工，如背着喷雾器，手举喷头给西红柿喷农药等。工钱是没有的，但能吃上一顿午饭，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在这段艰辛的日子里，还有几件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家里过春节要宰鸡杀鸭。平时我们兄妹都有各自负责喂养的鸡鸭，当外祖母决定要宰杀超贤妹饲养的鸡和传贤妹饲养的鸭时，她们大哭大闹，紧紧抱着鸡鸭不放。最后只好乘她们晚上睡觉时由我和雪贤兄杀掉的。

    还有一次，我与雪贤兄步行上学，路经山下的桥边时，看到一只全身披着拇指大的甲片卷缩着的动物。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咬人，有没有毒，仔细观察后仍然不敢动它。过一会儿，有个经过的农民见到这一动物，立即高兴地拖起它的尾巴拿走了。放学回家，我们把这事告诉外祖母，她说：这是穿山甲，全身都是宝。我们恍然大悟，后悔没有把它拿回家来。

    每逢下大雨，公路边浑浊的河水滚滚奔流，上游的鱼儿被山洪冲下，左邻右舍的农夫拿着鱼网去捕鱼，我与雪贤兄也不例外。我们披着蓑衣，拿着鱼网，跟着大人去捕鱼。每当我们捕到活蹦乱跳的鱼时，就以欢快的笑声和用力击掌祝贺。“凯旋”回家时，外祖母和三个妹妹都喜笑颜开，因为晚上大家又可美餐一顿了，而我与雪贤兄除了享受到“丰收”的喜悦外，更感受到这是一种难得的乐趣。

在日新中学的日子里

    1951年，由于外祖母年岁已高，积劳成疾，再难以承担繁重的家务。我与雪贤兄亦已小学毕业，妹妹们也到了上学的年龄。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又迁居到威省大山脚日新中学，一家人（除大哥光贤、二哥昌贤外）终于团聚了。

    大山脚是个小城镇，与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槟城仅有一海之隔。当时，父亲是日新中学的校长，我们一家人住在学校办公楼的楼上（外祖母除外）。办公楼后面有饭厅、厨房、洗澡间，最后还有一间供外祖母居住的小屋。“家”的周边生长着石榴树，还有挺拔玉立的椰子树，学校后面有马来人居住的简陋房屋。办公楼旁有一个篮球场。这就是我们新的生活环境。

    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我们摆脱了农村艰苦的劳作，过上比较轻松快乐的生活。家里起初还自起炉灶，生火做饭，后来就过家庭社会化的生活了（家里按一定伙食标准向饭馆定餐，每日由伙计准时把饭菜送到家里），我与雪贤兄的家务活仅仅是洗餐具。除此以外，我还要负责从报刊上剪贴父亲撰写的新闻稿和连载的《聋公随笔》。

    有一次我和雪贤兄及高贤弟趁父亲外出，到屋边偷采石榴。高贤弟在外边望风，雪贤兄爬上树采摘，我在树下收集。谁知父亲从另一方向回来，我们的劣行被发现了，我与雪贤兄难免挨了一顿痛打。还有一次父亲到新校区去。刚出门不久，我与雪贤兄及高贤弟就急不可待地奔向篮球场。谁知父亲走到半路因忘记带上文件便回头了，看到我们不读书、不做作业去打球，顿时火冒三丈，怒不可遏，便把我与雪贤兄揪到他办公室前罚跪，幷用鸡毛掸痛打了我们。严父的“暴力”教育，我们虽不认可，但却使我们过分贪玩的行为有所收敛。

    当然，在日新中学的两年里，我们亦有不少收获。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组织我们班级到槟城参观《光华日报》。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大海。汽车开上了渡轮，我们扶着栏杆，眺望海鸥在天海之间无忧无虑地飞翔，追逐着波浪中畅游的鱼群。巨轮、军舰、渔船一艘艘从我们身边交错而过。放眼蓝天碧海，心旷神怡。除观看报纸编印的全部流程外，主编还详细给我们介绍该报开设副刊《中学生园地》的目的、要求，鼓励我们踊跃投稿。回校后，我根据父亲和光贤兄对家乡的深情描述，参阅了有关资料，撰写了《我的家乡—广东大埔县》，投寄到《光华日报》副刊。半个月后，此文在该报《中学生园地》发表，不久还寄来了伍元的稿费。这对我后来喜爱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52年夏季，我们随父母及萧家壁、张丽源伉俪到槟城海边度假，幷且第一次坐缆车游览了著名的“升旗山风景区”。在山顶，我们眺望了槟城全景；在海边，我们泡海水、玩水球、撒沙子，过得非常愉快。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喜欢上篮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等体育活动，而且球技进步神速。有一次，我与雪贤兄等组织乒乓球队到居林埠去比赛。这场球赛是雪贤兄早期“恋人”、居林埠人林天明同学牵的线，她留着短头发，眉清目秀，绰约多姿，性格直爽，令人倾慕。可惜不久我们就离开了大山脚，雪贤兄与她失去了联系。当然，当时我们还年幼，雪贤兄这时的爱恋是很朦胧的。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感到好笑。

    这一年的初秋，我毕生最敬重，也是家里最疼爱我、处处呵护我的外祖母因积劳成疾，终于走完了她七十一年艰辛的人生历程后升入“天国”。噩耗传来，我声泪俱下。这是我人生中最悲痛的一件事。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寂，脑子里一片空白。她虽然走了，但她一生不图名利，辛勤劳动，诚恳踏实和艰苦朴素的高贵品质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外祖母病逝后，遵照她生前遗嘱，安葬在槟城的基督教公墓里。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兄妹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寻找她的墓地和进行拜祭了。这是我们终生无法弥补的缺憾。

在培元中学的艰难岁月

    1953年1月父亲辞去了日新中学校长职务，受聘于金保培元中学。于是我们全家便迁居到金保埠。金保埠是个小城镇，学校地处市区西部的一个山坡上，山坡背后是余旋洞风景区。我们住在学校的単间宿舍里，但因人多房小，容纳不了一家人，我与雪贤兄便住到山下的金保培元小学的教室里，同宿的还有与我同班的孤儿林国杰(他靠课余时间在学校打扫卫生维持生活) 。在培元小学的前面有一个运动场，我与雪贤兄每天早上坚持跑步，傍晚有时也踢足球。

    1953年7月父亲病了，到怡保中央医院治疗，诊断为脑癌。雪贤兄第二次休学到医院照顾他。两次休学，是造成他学习基础较差的主要原因。1953年10月，父亲病逝，享年53岁。《南洋商报》、《建国日报》、《益世报》等均登载了父亲逝世的消息，幷称他“一生尽瘁教育”，他的逝世是“马来亚华侨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南洋商报》还刊登了父亲的遗像。

    对父亲的病逝，我与雪贤兄的心情极其复杂：一方面失去了家庭支柱，我们面临着失学的危险，不知路在何方，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严父的严管压力消失了，人身“自由”了，又觉得如释重负。1954年初，遵照父亲生前遗嘱，母亲毅然决然地决定把各界侨胞及学生捐助的善款，作为路费和短期的生活费携带全家回国。

祖国啊，我们回来了

    1954年春节前，经历了飘洋过海、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磨难，我们终于回到了前辈从事革命的祖屋。屋门口挂着的一块“光荣之家”铜匾嵌入眼帘，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后来才知道，这是堂兄张球贤烈士献身革命获得的荣誉。新春初一，县、区、乡领导及群众代表敲锣打鼓、放鞭炮，带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到家里慰问，场面非常热烈，我们非常感动。

    在祖屋住了20多天，昌贤兄、雪贤兄和我接到广东归国华侨接待站“到广州报到”的通知。于是我们三人提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伯母、慈母和兄弟妹，从大埔县乘小汽船到松口，然后步行到梅州再乘车到广州，沿路历尽艰辛，苦不堪言。到广州后，根据我们对工作和学习的不同要求，广东省归侨接待站将昌贤兄安置到湖北省黄石市百货商店当营业员。我与雪贤兄分配到福建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学习。

从集美侨校到国光中学

    在集美侨校，我们受到校领导、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我记得，学校给我们发放了棉被、蚊帐、席子等生活用品，根据我们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实际情况，让我们享受甲等助学金。有一次，我把在家乡的见闻写成一篇作文《家乡见闻》，受到语文老师表扬，还作为范文念给全班同学听。学校和老师对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的关心和鼓励，令我们终生难忘。

    经过半年的补习，学校征求我们的意见：是到集美中学还是到南安国光中学继续深造，由我们自行选择。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何去何从呢？由于我与雪贤兄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被国光中学优美的环境吸引，我们最终选择了南安国光中学。在这里，我们受到了党和当地政府以及校领导与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和帮助，在校领导和福建省侨办的支持以及雪贤兄的努力下，高贤弟和三个妹妹亦先后从家乡农村转学到国光中学和国专小学学习，享受国家助学金，解除了母亲后顾之忧。为他们后来的学习、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这里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雪贤兄高一、高二与我同班，同是侨生“流星”篮球队的队员。每年的校运会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包揽了3000米、5000米和10000米的冠军，我参加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均获亚军，但与他相差至少有800米。每次比赛前，他都要买两只鸡蛋给我，还叮嘱我要吃饱、吃好，并说这样可以增加热量。雪贤兄对我的关心、爱护，我至今未忘。

    我们还参加了化装游行比赛，我当海军军官，他当陆军士兵。当时我们昂首挺胸地走在游行队伍里，频频挥手向观众致意，为当上“军人”而感到无比自豪。

    在夏天周末的夜晚，我常与他、本希同学为一组，到甘庶园里去除当时属于“四害”之一的麻雀。我用手电筒寻找麻雀在甘庶园的藏身之处，一经发现“猎物”，雪贤兄便举枪对着麻雀胸部射击，只听“扑”的一声，麻雀落地，本希捡起“胜利品”放到桶里，我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天亮时大家怀着喜悦的心情，满载而归，还可以美餐一顿，生活充满了乐趣。

    1958年夏天我考入了哈尔滨电工学院，雪贤兄转学到福建农业机械化学校学习。我们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沐浴春阳的国光中学。

在福州相处的日子里

作者伉俪(前排)与昌贤兄(后排左一)、雪贤兄(后排左一)在福州相会

    1963年母亲在我处居住时，他每周休假日都到我家相聚，全家人和谐相处，其乐无穷。1966年由于派性作怪，我们参加了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组织，相聚时经常因观点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但它始终没有动摇我们兄弟的情谊。1967年8月，“文攻武卫”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发展成动刀动枪的“武化大革命”。农民开始进城了，他单位两派发生武斗，死了一人。武斗引起我们的不满。于是我们决定离开这一是非之地，一起步行到连江长龙华侨农场，与母亲、传贤妹、美珍（嫂子）等相聚。在长龙农场我们平静地渡过了半个月才返回福州。     

    其时，福州的武斗气氛更为紧张。我刚到家里，学生就闻风而来，告诉我对立派组织在制造手榴弹和炸药，幷要抓我这个“狗头军师”。迫于无奈，我便离家、离校住入有解放军保护的华侨大厦。兄弟间基本上失去了联系。据雪贤兄后来说，母亲曾劝他到华侨大厦看我，但他派性十足，坚决不从。

    1969年10月我下放到邵武农村。母亲与雪贤兄共同生活在福建农械厂。我每次回来都携儿带女去探望母亲和雪贤兄。1972年我调回福建机电学校，不久，美珍嫂也从连江长龙农场调到福州北郊华侨农场，雪贤兄结束了“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有了一个真正的家。我们之间的联系更频繁了。

    我记得，雪贤兄出港定居前，每年十一月份在我和儿子继锋生日时，我们都会选择一个星期天在雪贤兄的家聚会，兄嫂以丰盛的佳肴庆贺我们的生日，还特意精心烹煮我们最爱吃的红烧狗肉。回家时，还让我们带上一些。记得有一次，继锋偷吃狗肉“上火”了，牙齿疼得在地上打滚，表示今后不再吃狗肉了。雪贤兄听后哈哈大笑。第二年再到雪贤兄家时，雪贤兄问他还吃不吃狗肉时，他大声说：“吃！”，立刻引起哄堂大笑。

    当美珍嫂在福州妇幼保健院临盆时，雪贤兄到医院等候，我留在家里杀鸡、煮点心。当他兴致勃勃在楼下喊我时，我问他：“生男的还是生女的？”他打着胜利的手势，用体育比赛的语言很自豪地说：“床上比分二比零。”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不言而喻第二个也是男孩了。

虽然近黄昏  夕阳无限好

    1979年雪贤兄孤身一人到香港定居，半年后才给我寄来第一封信。信中叙述了他在香港住在自购的木屋里，条件很差，倍感孤寂。在香港找工作很困难，特别是年纪大，被人家瞧不起。有一次因与领班吵架而被炒“鱿鱼”，生活很艰苦。不久，美珍嫂携带两个年幼的孩子也赴港与雪贤兄团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他先后在胞弟高贤在惠州、深圳办的工厂工作（直到退休）。我们各自都为生活而奔忙，彼此极少联系。

两兄弟(右一、二)与林文良校友参加国光中学校庆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彼此联系又逐步增加。1996年春节，我夫妇俩到香港探亲，这是我们分别十多年来第一次相聚，彼此激动不已。此时，我们己步入中老年时期了。在香港，他陪我们夫妇游览海洋公园和登太平山，我们还在他家住了两天。在他家，雪贤兄、我和高贤弟、传贤妹等相聚一堂，边喝酒边畅谈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其乐无穷！

    2000年8月我在广州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后，又与妻子专程从广州到深圳去探望他。他陪我夫妇游览了“世界之窗”、“深圳野生动物园”和“明思克航空母舰”。

    2002年1月胞弟张高贤出资创建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张高友(公达) 福利基金会”，高弟任基金会主席，雪贤兄任主任，我是副主任兼秘书长。在庆祝晚宴上，我们除频频举怀祝贺外，还高兴地同台高歌。基金会成立后，我们联系更频繁了。2002年10月的回乡祭祖活动、2002年11月国光中学55周年校庆以及后来的“达明路”、“张高贤体育场”的峻工典礼，我们分别在深圳、大埔、泉州、南安相聚。

    虽然近黄昏，夕阳无限好。我期望雪贤兄退休后与美珍嫂来我寒舍住一段，感受改革开放后榕城的巨大变化，参观、游览福州美丽的景点，品尝福州的传统美食，像过去一样喝酒，聊天，打乒乓球，使我们的晚年生活更丰富多彩，并续写美好的人生篇章。

兄弟俩在祖家门前闲庭散步

作者伉俪与雪贤兄在香港海洋公园

两兄弟参加达明路剪彩仪式

两兄弟在张高友(公达)福利基金会成立晚宴上同台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