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之恩 山高水长---------张时贤(福州)高4组【校友文萃】

慈母之恩 山高水长
 ——回忆我的母亲
 张时贤 (福州) 高四组2班

作者母亲梁一明

    我对母亲的记忆是从少年时期开始的，那时全家为了躲避日寇南侵的灾难，从登那拉打搬到原始森林的猪马港暂居。我们住在世外桃源般的木屋里，靠养家禽、种植蔬菜维持生活。在那里，母亲与外祖母辛勤耕耘，哺育后代。她们的勤劳、朴实优良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与雪兄虽然年幼，也得上山砍柴和在菜园里浇水、除草。至今雪兄的食指还留下我砍伤的刀痕。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从猪马港迁回登拉那打，住在父亲开设的药店里。这时母亲承担了繁重的生儿育女的历史使命，还在小学任教。以后她随父亲先后到实兆远、大山脚任教。我、雪兄、外祖母及三个妹妹迁到Boxsidi的偏远的乡村居住。我与雪兄每天步行10多里到冷力金马仑小学念书，放学回家要砍猪菜，假日还要上山砍柴。1951年，外祖母年迈，身体欠佳，我们才到大山脚日新中学与父母弟团聚。在此间，母亲一边教书，一边照顾父亲和养育子女，一直到父亲病逝止，她都是扮演了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

    父亲逝世后，她遵照先夫的遗嘱，携儿带女远渡重洋回国的艰辛历程，高弟己作详述，我不再重复。
    1954年2月，昌兄、雪兄和我离开了家乡和慈祥的母亲及年幼的弟妹，几经周折到广州石碑归国华侨接待站报到。我与雪兄被分配到福建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学习，昌兄被分配到黄石市工作，这既卸下母亲的部分包袱，也为我们兄弟姐妹的未来前程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同年8月，我与雪兄又自愿地到南安国光中学念书。1955年和1956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雪兄的努力下，高弟和三个妹妹先后到了国光中学和国专小学念书。在这方面，雪兄是立了大功的，弟妹应终生地感谢他。虽然家乡只留下母亲孤寂一人，但她却为子女的光明前程感到慰藉。并对亡夫有了较好的交待。

    1957年夏天，我在黄人韬、韩南强等归侨学友的资助下，回到家乡探望久别的慈母。我在汕头市黄人韬同学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乘船沿韩江北上，先到大麻中学。后与光贤兄一起返乡。母亲看到我高兴地流下了热泪。几年不见，她老了、瘦了，也憔悴了许多。当晚，我们谈了很多，她最关心的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习、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我详细地向她介绍了国光中学的环境，我们的衣食住行情况，大家都享受助学金，归国侨生集体很团结，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我这次回家所有费用都是归侨同学帮助的。三个妹妹住在女生宿舍，有侨生大姐照顾，她听后很宽慰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还告诉她，我们兄弟三人都是共青团员了，雪兄的体育很棒，我初中被保送上高中，1955年参加县团代会，1956年参加地区先进青年代表会，我和高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等。当晚，是我有生以来与母亲谈得最多的一次。第二天早饭后，我与她到排头坝前的一条河边去放牛，这是她作为农村社员的唯一工作。过了几天，适逢墟日，母亲早早就把我叫醒，与她一起到自留地割了一些青菜，早饭后，她提了一篮鸡蛋，我挑了一筐的青菜和八只鸡、鸭，步行了十多里到县城(现茶阳镇) 赶墟。中午，鸡、鸭、蛋、青菜卖完了，吃了一碗“老鼠粉”(米粉调的) ，买了盐、油等生活必需品就回家了。这时我才知道这是母亲生活来源的重要部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女归侨，孤身一人，在落后的农村自食其力，何等的不易啊！我在家乡住了半个月，赶了两次墟日。临走时，母亲硬塞给我20元，作为返校费用。20元在那个年代不算少了，而且是母亲挣来的血汗钱，我深深知道它的份量和母亲的一片深情。

    1960年7月，我出来工作的第一年头(我1960年4月出来工作) ，我乘暑假之便，再次回乡探望母亲。这次返乡从福州乘火车至龙岩，在张云(柒英) 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坐汽车在太宁村下车，走路回家，近得多了。这次回家、我感到母亲的心情大不一样了，因为我与雪兄已经出来工作，高弟已进入中专学习，今后工作有了保证。妹妹们也进入高中，母亲少了很多的牵挂。因此，尽管是困难时期，生活极其艰苦的母亲得了水肿病，但她还是显得特别有活力。这次母子间谈话的内容不同了。我谈到了自身的工作情况，谈到了未婚妻金喜，雪兄的状况。她详细地问了金喜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当她知道未来媳妇曾是她的学生，是穷人出身，而且在国内仅弧身一人，就一再嘱咐我要善待她。我真实地感到母亲的善良。她还与我谈起这几年来，她又走上了课堂，在村里参加义务扫盲活动的情况，因成绩显著，被评为省级扫盲积极分子，并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省文教群英会，在会议期间她还见到了父亲的生前友好肖隽英等革命前辈，她感到英雄有用武之地，感到非常自豪。因为生活内容充实了，乡情加深了，她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因此，心情也自然舒畅了许多。她还把获奖证书、代表证及黑白集体照片给我看，从神情里我看到了她内心世界的满足、自豪和坚定。在探亲期间，我曾与她来回走了40里余地到福建下洋乡赶墟，理由是菜、鸡、鸭、蛋价格较县城高，为了多一点收入，顶着烈日，爬山越岭，早出晚归多不容易啊！只有艰苦的体验，才懂得母亲生活的艰辛和意志的坚强。临走时，我给了她50元，她不肯要。她说，你出来工作才3个月，每月工资才50.5元，你怎么生活？我说，我向学校借了100元，给了光贤兄30元，加上我的工资，可以过得去，她才勉强收下。

    1963年4月，母亲携带孙子晓舟到福州我处居住。这是她告别家乡、脱离农村生活，与子女重新生活在一起的开始。母亲在新的环境里很适应，雪兄每个星期天都来我家相聚，在此期间，高弟也曾来探望，她感到很高兴。同时，因为她性格温和，待人热情有礼，知识面广，又善于言谈，结交了许多家属好友，左邻右舍关系融洽，直至她逝世了若干年，许多人谈起过去与她相处时的情景，都表达了深深的怀念之情。同年11月，张继锋出生了，她又多了一个孙子，她帮助做月子，带孙子。因为多了一个小孩，母亲负担很重，经商量，1964年春节前由我把晓舟送回黄石市的父母身边。后来，她带继锋到连江长龙华侨农场传贤妹处生活了一段时间。张继锋周岁半时带回福州，放在托儿所全托，这样一来，母亲就轻松多了。1966年10月，我的二女张卫红出生了，母亲又从长龙农场来到福州帮助。因为卫红白天睡觉，晚上很吵闹，我、金喜和母亲三人轮流照顾，实在吃不消，两个月后就断奶，送到保姆家生活，两岁后才带回来，放在托儿所。文革初期，我被诬陷为叛徒的儿子，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等，每天到工厂劳动，不得外出串联，家被抄，处境很困难，母亲在这样的环境还是与我同甘共苦，毫无怨言。1969年8月，我的小女儿学军出生，母亲又从省农械厂雪兄处过来帮助，10月我下放到邵武农村，母亲也因身体不好，回到雪兄住处，我雇了一个保姆，照顾小孩，金喜承担了全家的重任。母亲的晚年，为我的一家付出了许多，但是由于我家庭经济不宽裕，子女多，加上政治上受迫害，未能竭尽孝心，遗憾终身。因此，每当我拜祭母亲时，都会深感内疚，心里默默地念着：妈妈，当您最需要帮助，过幸福晚年的时候，儿却没有竭尽孝心，当儿子有条件尽孝时，您又离我们而去了。眼眶里流的是泪水，而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苦楚！下放期间，我每次回到福州，都携儿带女去探望母亲。母亲病重住院期间，我专程从邵武请假到医院照顾。母亲病逝后，我又专程从农村赶回来，与雪兄、高弟、金喜等以极其简单的仪式向她老人家告别。在殡仪馆，既没有鲜花，更没有哀乐，只有三个孩子和媳妇的泪水和发自内心痛苦和悲哀。她走了，仅仅走过了59个不平凡的春秋。

    母亲逝世后，骨灰盒长期放在我处保管。我把它安放在我家中厅的壁橱里，用红绸布包着，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每年清明节全家人在厅里点香、点烟、摆设供品、洒酒进行拜祭。因为福州的民间习俗是不允许把骨灰放在家里的，因此，兄妹到我家，均无进行拜祭，有的甚至还不知此事。1998年，经过雪贤兄、高弟、传妹等建议：将母亲骨灰迁至深圳安放。于是，我的家人及春妹在我家中厅设供品拜祭母亲后，由我与金喜专程护送。我与金喜商量，因为母亲从未乘坐过飞机，尽管我们当时经济条件不很宽裕，也要让母亲坐一趟飞机。于是，我们从福州飞到广州，然后换乘火车把母亲骨灰护送到深圳。雪兄亲往罗湖车站迎接。次日，雪兄、美珍、我、金喜、高弟、玉甘、传贤、添泉等在深圳沙湾殡仪馆为母亲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自此，我每次到深圳，都有去拜祭母亲。2000年，我又缴纳了安放母亲骨灰五年所需的费用，2003年8月，我参加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成立10周年后，由香港返深圳时与雪兄、张跃年再次拜祭了母亲，并替儿子张继锋代垫了2009年到2011年安放母亲骨灰所需费用。至此，我才稍稍感到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

2003年8月30日于福建工程学院

作者父母亲结婚照
 (一九三二年摄于马来亚古晋)
 

一九四八年摄于马来亚冷力埠，旅居金马仑客家人之“恳亲会”
 前排右二为作者母亲梁一明，后排中立者为作者父亲张公达。

作者母亲(前排右一)出席一九六0年广东省文教群英会摄于广州

一九五八年六兄妹相聚于国光中学(后排右一为作者) 

一九五七年作者于国光中学被评为贯彻校风优秀生
第七排左二为作者、左三林智育、左四李远荣、左八刘再复 
第一排右一戴建国、第五排左一李连彬、左三为作者弟弟张高贤、左四为吴炳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