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文学与生活
郑波光 (厦门) 高五组
集美大学中文系这个学期正式成立关工委。我荣幸成为一名委员，为了履行委员职责，我争取每个学期做一次学术报告.这是第一次，我准备讲五四新文学第一代领军人物，杰出作家——郁达夫。我打算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郁达夫是不容易准确把握的作家；
二.“有意义的粗野”，一种异端的美学；
三.鲁迅与郁达夫，理性与感性，五四新文学创作并驾齐驱的两种创作路向；
四.郁达夫、王映霞爱情悲剧原因之我见。
一.郁达夫是不容易准确把握的作家
郁达夫是一位文学修养、文化修养都很高的现代文学作家，他的文学见识，可以说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曾经出版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各集都请当时一些文学大家写“导言”,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就是请郁达夫写的。从这篇导言中，我们所看到的郁达夫对第一代最杰出的散文家，从文到人的评点，那种准确、深刻、精辟，至今仍然令人叹为观止。他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但是两人文章倾向完全不同。“鲁迅的性喜疑人，所言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鲁迅一味急进，宁为玉碎；周作人则酷爱和平，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上P61）。对周氏兄弟的这种评价，可以说非常准确。郁达夫对冰心散文艺术的感受和对女性文化心理的把握，非常细腻入微，可以说是冰心的知音，冰心的伯乐。他这样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女子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又说：“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同上P63、64）
因为个性的原因，鲁迅在同辈人中朋友并不多，但郁达夫却是他的挚友；冰心是大家闺秀，轻易不夸人，但对郁达夫却有着极高的评价。郁达夫1896年出生，活了四十九岁，1945年8月29日被残留在印尼的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一年后，1946年11月29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围绕谢冰心女士的“中日女作家座谈会”上，冰心很痛心地讲了一句话：“战争对中国文学最大的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郁达夫
）这件事。”（香港文学2005年9月号P77）。这里，冰心把抗日战争中国文学最大的损失，归结到一点，就是失去郁达夫，可见郁达夫在中国现代作家心目中的份量。
除了对鲁迅、周作人、谢冰心三人以外，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还点评了许多名家，像朱自清、郑振铎、叶绍均、茅盾等，绝大多数评文评人都准确到位，发人深省，郁达夫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他在评述他人时，心态平和，举重若轻，客观公正。但是，反过来，别人评价郁达夫，却往往不准确、不公正，多所偏颇，原因是，郁达夫虽然五四时期，声名显赫，影响很大，是个领军人物，以他为首，形成一个浪漫抒情小说流派，或者叫做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创作流派，但是，郁达夫从开始到后来，一直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是一个难以准确把握的作家，一直到上世纪末。20世纪90年代，有些很有影响的著作，在讲到郁达夫时，都不够合适和公正，文学评论主编杨义《中国新文字图志》上册有一篇叫《“郁达夫风”的毁誉和盛衰》，开头有一段总体性的概括这样写：“二十年代初出茅庐的青年小说家，一派学《阿Q正传》，一派学《沉沦》。《阿Q正传》有难以达到的深刻，学作之风持久，以至三十年代享有大名的张天翼、老舍也觉得难以回避它的影响；《沉沦》有可以‘速成’的直率，学作之风盛极而衰，三十年代一些讲究技巧的作家已嘲讽它把文坛变成裸体跳舞的疯人院了。”（P212）。杨义《中国新文字图志》是一本好书，它提供很多珍贵的资料和有启发的见解，这段从20年代延续到30年代的概括，把鲁迅影响与郁达夫影响等量齐观，郁达夫由盛而衰，这些见解都很正确。但是，说30年代讲究技巧的作家嘲笑郁达夫把文坛变成裸体跳舞的疯人院却是胡说八道，不错，郁达夫小说中，有直率坦诚的性爱描写，但是，能够污蔑郁达夫性爱描写的，是20年代初期卫道士和假道学，30年代后郁达夫小说已由青春期浮燥转为中年期的平和。“裸体跳舞”，这个用语太下作，不但浅薄，而且外行。
实际上，郁达夫小说，自始至终，道德感都很强。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有一部世界级的经典之作，就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早是196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国内很难见到，今年，2005年7月国内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说明国内已能承认这部著作的权威之论了。夏志清是这样评价郁达夫的，他说：“郁达夫在初期是个特别重要的作家，因为唯有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P93）。肯定郁达夫小说“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这是最常被引用的一个评价。在夏志清著作中，郁达夫和郭沫若是在同一章中，夏志清毫不客气地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P83），而郁达夫，虽然他也批评郁达夫“感伤气味太浓”，但他充分肯定郁达夫真诚的心理描写和郑重的道德意识，特别是1927年写的《过去》这篇小说，夏志清说这部小说是“颓废”后的守礼最成熟的表现，他把郁达夫《过去》和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死者》还有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颓废进行比较，他认为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刻是：“一个浪子面对人类悲哀和正直而产生自惭而快乐的觉醒。”严格区分“爱与欲的不同”（P92）。在这里，夏志清把郁达夫小说提到人类性的高度。郁达夫在早期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30年代初的名著《迟桂花》等作品中，都突出表现人道主义的意味，“写出人遇到纯洁的人，欲念会化除。”（P91），人的精神境界能得到提升。这一切都说明，“裸体跳舞”的说法，实在太浅薄、太外行、太无知了，杨义在这里将不入流的人的话引述，有欠慎重，误导读者。
人无完人，没有一个作家是完美的，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完美，更不能要求五四第一代作家完美，对郁达夫也一样，除了感伤气息太浓，颓废，还有早期许多作品，文字结构都有些粗糙，这是创造社共同的缺点，郁达夫也存在，不像文学研究会作家认真严谨。（1927年郁达夫公开声明退出创造社）。但是，郁达夫与创造社最大不同是他的真诚、他的才气、他小说内涵的丰富和文化的深厚。所以，今天评价郁达夫，切忌轻率。
上海青年评论家王晓明主编的三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有一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名评论家赵园写的《郁达夫：在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之间》，她在文章开头就表达一种心情：在郁达夫面前，就像在巨人面前，她有一种忐忑不安，她选题以后就“不禁踌躇，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孟浪（轻浮、轻率）。”她这样写道：
“郁达夫及其同时代人，是应当由远为有力的笔来描绘的。这样的对象势必向研究者要求相应的修养、知识蕴蓄、学力以及识力，要求如他们那一代人的深厚与博大，明彻与通脱，要求有如他们的深刻的历史感，民族感情，敏锐细腻的审美能力，甚至要求个性的生动性、内心生活的丰富性以至于整个人性的‘深’。”（P33）
赵园的话，提醒我们对五四第一代作家作品的鉴赏分析，要慎重，郑重，千万不能轻率。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最近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热播的改编林语堂的20世纪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名著《京华烟云》，为什么说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名著？因为整个20世纪文学，只有《京华烟云》郑重提名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它用英文写作，早就具有世界影响。当然，最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入了法国国籍的中国作家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关于《京华烟云》，我准备明年上学期例行讲座再讲，这里，我先说一下我对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这部改编讲几句话，现在报上一片骂声，责任不单是改编、制片人，还有中央电视台台长和主管部门，考虑不周，这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事。我只从常理上从改编说，赵园提出读现代名著要有相应的知识水准和文化水平、审美能力，这是方向，是高标准，确实难以达到，但是，改编要忠实原著，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有一定的弹性，但不能太离谱，中央台这个改编剧太离谱了。这里必须注意的一个前提是：林语堂不是左翼作家，左翼作家特点是制造矛盾，制造不和谐；林语堂正相反，是化解矛盾，追求和谐。改编者用左翼思路来改编林语堂作品，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荒谬绝伦。小说隐含的中国道家文化的自然和谐、儒家文化儒雅有教养和含蓄，完全被解构，成为赤裸裸的权益交易，温良恭俭让的高文化生态，被互相猜忌互相拆台的低文化生态所取代。改编后许多人事纠葛远离原著。曾家姨太太桂姨桂姐，本来是替曾老爷曾太太分忧排难的角色，心地善良，结果变成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小人，面目全非；姚木兰曾荪亚本来是非常美满的一对年轻夫妻，荪亚能娶到木兰，是人生最大幸事，曹丽华是荪亚人到中年40岁后一段人生插曲，小说完美妥善处理了，现在却提到婚前，曹丽华本来有文化有教养，现在却是死乞白冽，寡廉鲜耻；莫愁是温柔可爱的女孩，现在却变成最没有斤两，面目可憎的时髦而不可爱的女子，整个颠倒错乱，人物性格胡编乱造，毫无根据，我不知道改编者是不是想迎合后现代，或者制造虚有其表的假古典，这出戏真是糟蹋了好演员潘虹、陈宝国了。现代小说改编最成功是的钱钟书的《围城》，成功就在于忠实原著，努力追随作者的思想与境界。
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郁达夫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作家。对郁达夫评价要确切慎重。推而广之，对一切现代小说名家名著，都应该像赵园那样，怀着敬意，怀着虔诚，郑重从事。
二.“有意义的粗野”，一种异端的美学
1921年10月，郁达夫小说集《沉沦》出版，1922年8月，汪静之个人诗集《蕙的风》出版，相当于在中国文坛扔了两颗炸弹。最近我在想，五四个性解放，在文学上的表现，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理性上的个性解放，第二步是感性上的个性解放。第一步理性，主要是对政治伦理的质疑，冲击；第二步感性，是对人伦伦理的质疑和冲击。在涉及到纯属个人的情感、欲望的领域里，传统无视爱情的正当性，认为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道德的，否则是不道德的。郁达夫、汪静之，在新文学领域里，最早正视青年男女彼此爱悦的需求，爱情的需求，欲望的需求，肯定这一切的正当性、合理性。应该说，郁达夫、汪静之的出现和他们造成的巨大影响，最大的功绩，是使“个性解放”的口号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得到完整的体现。沈从文在肯定郁达夫贡献时，就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情欲的自决”、“婚姻的自决”，这口号从五四喊起，喊了几年，年轻人在这件事上却空怀“大志”，是郁达夫的作品，才让他们找到真正的知音，真正的朋友。（沈从文批评文集P88）
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孔夫子留下来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为”的遗训经过历史的积淀，已经形成相当稳固的社会共识。在性禁锢的社会氛围里，郁达夫、汪静之成了异端，所以遭到道德家口诛笔伐，一时显得异常孤立。就在这种情况下，是周作人挺身而出，对他们加以支持，从理论上、学理上予以有力支持。在这方面，北京大学名教授钱理群在《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9版），在这部长达42万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当文坛上道学家们围攻新文学作品——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蕙的风》时，又是周作人挺身而出，写出了《“沉沦”》、《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等文，为之辩护，呐喊，他尖锐地责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性爱是如此丑恶，至于不能说起，至于会增加罪恶？’他指出：‘无论凭了道德或法律的名义去干涉艺术，都是法赛利人的行为’，并且预言：‘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看，往往只是自己‘献丑’。”（P261）
历史证实了周作人的预言，郁达夫、汪静之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道德家真正献了丑，销声匿迹了。除了钱理群提到的上两篇文章外，我觉得周作人还有一篇《文艺与道德》的文章也很值得一提。这篇文章从学理上论证文学作品性爱描写的正当性和深刻性。他介绍英国著名科学家、性心理学奠基者，同时又是文学评论家和作家的蔼理斯。蔼理斯的名著《性心理学》1933年出版，1942年由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光旦译注出版，1987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再版。周作人文章介绍的是蔼理斯文学评论《断言》（1898出版），这本书评了六个西方作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左拉，左拉是文学自然主义描写的祖师爷，是有争议的作家，但蔼理斯从科学的立场，给左拉的贡献以极高的评价，他说：
“左拉对于他同时的以及后代的艺术家的重要贡献，他所给予的刺激的理由，在于他证明那些人生的粗糙而且被忽视的节目都有潜在的艺术效用”，同时，“给艺术家以及道德家一个训示，便是世上没有东西可以说是平凡或不净的，小说家能够在以前决不敢去的地方找到灵感，用强健大胆的文句去写人生，如果没有左拉的先例，他们是不敢用的”，因此，他说左拉“推广了小说的领域”，“足以在文艺史上划一个时代”。
我以为夏志清认为郁达夫“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这个论断，显然是从蔼理斯评左拉这里得到启示。蔼理斯又说：“左拉喜欢用粗俗的话写猥亵的事”，“亏了那些大胆采用强烈而单纯的语句的人们，文学也才有进步。”（珠海出版社《周作人批评文集》P62）
蔼理斯高度评价左拉小说在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说左拉敢于闯禁区，那些过去小说家决不敢去的地方，他破例去寻找灵感，并且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创造，用强健大胆的文句是描写人生，他涉及人生的粗糙面、猥亵、不端方的人生领域，不回避粗俗的话，为什么？因为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世上没有东西可以说是平凡或不净的”，用今天的话来说，艺术无禁区，艺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点石成金。经过蔼理斯的理论肯定，左拉的贡献就异常突出了。周作人就是引用外国的先例和理论，来肯定郁达夫勇闯禁区独特贡献的。
今天我们重新看郁达夫，可以说郁达夫小说在五四时期首创了一种强悍的美学，这种美学，用英国美学家鲍桑葵的话说，就是“有意义的粗野。”这种有“意义的粗野”就是敢写过去小说家不敢写的人生领域。鲍桑葵1914年在伦敦大学学院所作的讲演，后来整理出版叫《美学三讲》（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这样告诫人们：
“……不要让现代的美的贩子的软弱学说弄得你太柔软了，以至于不能欣赏有意义的粗野，那样弄到后来，你的变软弱了的情感将除了无意义的流畅之外，什么都忍受不了。”（P59）
左拉的创作，蔼理斯的理论，鲍桑葵的美学，最后都可以共同涵盖在“有意义的粗野”这个美学框架之中，郁达夫性爱描写的坦诚，文化内涵的丰富，正是“有意义的粗野”这种美学理念的体现。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
三、鲁迅与郁达夫，理性与感性，五四新文学创作并驾齐驱的两种创作路向
有人概括中国文学，自古以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文以载道”，载道传统，另一个是文章是文人精神消遣，可以叫闲适游戏的传统，这两个传统是并存的，赵园在论郁达夫这篇文章中也讲到这点，我觉得有道理。上边讲杨义说五四文学青年，一派学鲁迅，一派学郁达夫。实际上，鲁迅和郁达夫，代表新文学创作两个路向，两条路子。鲁迅是承继载道传统的，郁达夫继承的是闲适传统。郁达夫继承的闲适传统，带有名人雅仕的名士传统。鲁迅关注国家大事改造国民性，今天看，具有片面深刻，入木三分，别人难以企及，他下的论断，正如郁达夫指出的，多为诛心之论，也就是一针见血，小说中写生活中的弱者，都是绝望到看不到一丁点光明，《祝福》中从鲁四老爷到柳妈到长工没有一个人对可怜的祥林嫂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在《明天》中，寡妇单四嫂的独生儿子死了，在极端悲痛孤独中，很希望做一个梦，梦见儿子，结果，连梦见儿子的梦，鲁迅也不让她做一个。叶公超（新月派）认为五四后，最受欢迎的作者是鲁迅，鲁迅诅咒祖宗，特别能满足青年绝望与空虚的情绪，但是，鲁迅的描写是卡通式的描写，具有夸张的特征。（珠海《叶公超批评文集》P97、100）。这种极端的表现，是理性的，是工具理性，所以毛泽东认为鲁迅全盘否定旧社会的创作倾向，特别有利于中共动员民众推翻旧中国的斗争，因此高度评价鲁迅，提出“鲁迅的方向”。郁达夫对国家的贫穷落后是悲哀的，对弱国子民的地位是无奈的，他祈求上苍让祖国能强大起来，子民能扬眉吐气，但并不特别关注国家大事，他更重视中国人生存的感性层面，他关注的是饮食男女，因为他不全盘否定祖宗，所以笔下除了饮食男女外，还有风花雪月，还有美，不过，郁达夫的美学追求，有意义的粗野，让他大胆涉及性爱描写，女性美的描写，自然美的描写，他后期的名篇《迟桂花》，几乎蒸发一切社会内涵，只留下纯美的礼赞，美的人际人伦，美的人，美的自然，美的情感，情欲得到升华，升华到纯美的境界。郁达夫的美学追求，还有一种特殊的偏爱，那就是对中国古代名士带颓废倾向的美的偏爱，沉醉在中世纪式的古旧情调。他的散文名篇《钓台的春昼》当中，他拿钓台的风景与瑞士风景作比较，他认为钓台的好处就在于环境荒芜错杂不整齐，而这样更能“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这不是嗜痂成癖，而是扎根在中华文化厚土当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崇拜，他曾半庄半谐说，如果生在乱世，他也宁愿生在晋或明末，因为明末究竟“还有几个东林复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侠妓名娼”（转引史论二卷P45赵园文）。郁达夫既面向现代，追求现代生活享受，同时他又缅怀古代，追踪并神往古代名士生活，携妓载酒，名士风流，他文化的多面性，更证明这作家难以恰当的把握。
赵园在分析鲁迅与郁达夫不同时说，鲁迅理性，郁达夫凭直觉，也就是更感性一些。鲁迅理性，上边我说了，是工具理性，就是以文学作为工具，作为武器，他关注国家兴亡，国家大事；郁达夫人文气息浓厚，但我不想说他是文人理性，而想说，郁达夫是人文感性，这一点，让他关注饮食男女，风花雪月，日常生活，柴米油盐。这是小说创作的两个路向，跟鲁迅走的，有茅盾、巴金、丁玲、赵树理……跟郁达夫走的，有废名、沈丛文、张爱玲、汪曾祺……
这个话题要展开，话会很多，先讲到这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以上三个问题讲郁达夫的文学。
2005.10-11月22日中午写完
附记：这是讲稿。2005年12月15日晚在集美大学新师楼509对集大中文系学生做讲座系主任苏涵教授主持，苏涵教授为方便学生学习，由中文系职员白丽灵女士打印上学生网。（2005.12.27）
「芙蓉网按」本文笫四部份《郁达夫、王映霞爱情悲剧原因之我见。》已于2006年1月18月张贴在芙蓉园」栏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