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烈学长采访记(一)------潘金山(香港)高11组【校友风采】
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辛和勤奋劳动而得到。——美国•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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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烈学长采访记(一) 坎坷的人生 顽强的追求
2016年9月3日，我们一行采访刘英烈学长，受到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他的求知欲和艰难的磨练经历，以及对社会的贡献让人感动。他四处漂泊，求学地有南安的梅山、四都、菲律宾、泉州、厦门、福州、上海、北京、宁夏、香港，何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了表达方便，下面以刘学长第一人称叙述。 1925年我出生在福建南安梅山鼎城村，这个村是贫困山村，人多地少，外出谋生的人很多。我父亲也去了菲律宾谋生，同时也带了三叔过去，老家的经济来源就依靠父亲寄一点以及二叔种地来维持，家里仅有八分田，四分旱地，再租一点来种。三岁时父亲得肺结核病故。我有三兄弟，一个哥哥（买来的），一个弟弟，我排行老二。我六岁时家里送我到私塾读书，一是练字，二是读经（三字经），上的小学就是现在的鼎城小学（原为庐山小学），后来，家里更困难了，就送我到梅山蓉溪村土炉尾舅舅处生活（此时，因我舅舅在武夷山开茶行，生活上还过得去）。然而1930年后，老家连续三年旱灾，民不聊生，随之而来土匪又多，抢劫，绑架侨眷当人质，敲诈勒索也多。我二叔怕我被土匪抓走，就委托村里人带我去了菲律宾交给三叔抚育。
到了菲律宾，我在牛叭华侨小学继续就学，但读到六年级的时候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三叔与堂亲合营的杂货店倒闭了，我因此又面临辍学。后来幸亏得到晋江籍侨商蔡先生的帮助，为我和另一位优秀穷学生免费提供伙食，这才勉强读到小学毕业。那时我想读中学，就求三叔想办法。三叔想起有个堂弟叫刘完添，他当时欠三叔一笔钱，就让我到省城黎牙实比去找他，请他帮忙。于是，我一个人跑到省城去，可是堂叔也是打工的，也很穷。不过他还是很热心的帮助我，但是也只够交学费而已。这一年，我高高兴兴地在华侨中学就读了。但是，好景不长，读了一个月就没有饭钱了，最后只剩下四角钱，刚够回家的路费，无可奈何，上学的梦想就此破灭了！三叔见状也无能为力，此时，正好有个堂亲要回国，就托他把我带回了老家，这时是1940年的秋天。 第二年1941年，日寇企图进犯泉州，一时战云密布，泉州沿海的学校都迁移到山区，民生农校迁到南安四都乡，距离我家十几里地，是个好机会，我再次求二叔想办法，考虑到没有钱交住宿费，二叔就联系了农校旁边的一家农户为我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提供住宿和膳食。我们自己挑去大米、红薯、咸菜。这时，中学就读梦又失而复得，非常高兴和倍加珍惜！因此，学习也就倍加勤奋了。可是好景不长，这一年的12月8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中断，家庭再次陷入困境，我再次失学了，这都是万恶的日本鬼子强加给我的厄运。 说起我的读书，断断续续读了三个小学，到十五岁才毕业，之后在菲律宾读了一个月的初中，在民生农校读了一个学期。二叔看我再次失学又看我因母亲生我之后患有疾病无奶水喂养，身体疲弱，不适合务农，同时也知道没有文化是没有前途的，他疼爱我，一心想培养我成人，他四处奔波为我的读书寻找出路，最后从泉州请来私塾先生叶航西，是清朝的贡生。他学问渊博，写的是一手赵体毛笔字。我联合村里三四个青年一起学习，共同支付年终的酬金，轮流供先生伙食。功课两门，一是毛笔字，二是背诵四书五经，我的书法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打的基础。学了一年，家庭更贫穷了，不能再供我读书了，于是又断了。幸好，乡长看我的字写得不错，就叫我去芦山乡公所当临时工，抄抄写写，每个月给几十斤大米。 在我国抗战进入最艰难的1943年，爱国侨领李光前先生在临乡创办了国专中学（国光前身），上学的机会又来了，我协同村里的几个青年去报考，发榜公布，我考上了，高兴雀跃，但再看旁边的注册须知如同当头一棒！顿时使我悲痛万分！因为注册规定要交60斤的稻谷作学费。此时，我的家庭处在极端困难时期，以地瓜糊口度日，挣扎在生死线上。我伤心透了，一路哭着回家，卧床不起，母亲可怜我，特地烤了一碗地瓜劝我（这是当时家里最好的食物了）。她也泪流满面地对我说“你三岁时，父亲就病死了，放下你和三个兄弟，孤儿寡母，我一个小脚女人，哪有能力提供你读书啊？你就认命吧”说罢，我和母亲抱头痛哭！
1943年的春季，国专中学开学了，学校看我考上了却没有去上学，就叫两名学生来我家，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当时我正捧着大碗喝地瓜粥，我指着碗对他们说，这是我家唯一的食物，没有稻谷交学费。没有想到他们出乎意料的告诉我:“你可以免费上学，因为你入学考试得了第一名”！这消息让我惊喜不已。第二天，我一早就跑到学校报名，从此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享受免交学费的奖励直到毕业，以报答李光前先生的恩德！
入学以后，晚上做功课，点不起油灯，就每天早起做，没钱住学校，就走读，早出晚归;午饭学校为学生统一蒸米饭，我没有米，只能蒸地瓜;冬天没有鞋穿，上学光脚走山路，常常流血;没钱买文具，就拿一些旧衣服到洪濑变卖，买来文具，当时特别的珍惜，本子正面反面都写，字也尽量写得小一些，艰苦的生活反而促使我更勤奋。自从免费获得奖励之后，我就暗下决心，要以优异成绩报答校主李光前的恩德，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学习上的一切困难，年年获得奖学金，直到毕业。 国专中学的第一任校长是印尼归侨永春县的刘向仁，我特别受到他的关爱，我是第一组的班长，最早一期的墙报就是刘校长授意让我主办的，由我向全校征稿，校长亲自修改，然后组织毛笔字写的比较好的同学抄写出报。我也曾经主办过学校的第一次书法比赛。 1945年，国光中学第一组毕业，我和李维奎、李豪英三人以三甲生被刘向仁校长保送到省重点中学永春中学上高中。我们合租民房，自己煮食。在永春也只念了一个学期，因为家境困难又停学了，闲在家里无所事事，就应邻村明新刘完殿之邀，在他村里办起了义务小学。1947年经堂亲引路到上海打工，但还是一心想完成学业，就自修高中课程，夜间报读上海工商学院。第二年同时考上了上海大夏大学和上海新闻学院。我选择了大夏大学，学费由老板资助。第二年老板生意失败，我又面临辍学，在万般无奈情况之下，又求助于菲律宾的三叔，他募集了一些钱来接济，才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大哥失业回家，我的生活无依无靠，就准备伙同华光大学的学生我的堂亲刘华和刘善机结伴回老家，可是三个人都无路费，后来就在十六铺码头遇到福建船，经交谈，老乡船员同情我们的处境，愿意免费载我们回福建，于是，我们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地摊上的罐头（美军救济物资），搭船航行了十天才回到福建。 到了家乡，我还是想着念书，听说厦门大学可以寄读，就跑到厦大去，读经济系（王亚南为系主任）。1949年三四月份人民解放军渡江了，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经常收听延安的广播，当时毛人凤到厦门镇压，五月份厦大停办。 从厦大回到家乡参加了中共闽中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51年我结婚，妻子于南安师范毕业，1954年调北京任小学教师。我于1952年五月调干到福州大学先修班学习，8月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又是免费上学，我很高兴。当时的校长是中国革命的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我享受半供给制，提供被褥服装，每月工资25万元（相当于新币的25元），伙食10万元(旧币)吃大灶，15万元可以吃中灶。我在人民大学学的是消费合作社专业，由苏联专家讲授其经验。毕业后留在北京，分配到国务院所属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总社的第一任主任是陈云，程子华续任。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缺少干部，中央从各部委抽调干部支援，我是其中一员。我领了路费准备去银川，忽然接到通知不走了，原因是中央让各省市区设立驻京办事处，因此，组织决定把我们几个从各部委抽调来支援宁夏的干部留下，组建宁夏驻京办，一直到1964年才把我调去宁夏工作。在办事处的工作期间仍然不忘记学习，曾修读人大工业函授学院工业经济系，两年毕业，获颁优秀生证，院长蔡培芝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王若飞的夫人。 待 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