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时代——许慧玲口述历史【校友风采】

上传时间: 2013-11-30 【字体：大中小】

我和我的时代
——许慧玲口述历史
许慧玲（口述）韩建锋（撰写）

《我和我的时代》(P172)

　　许慧玲，原籍福建省南安县，1949年10月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岛楠榜（Bandar Lampung）。1960年回国，就读于福建南安国光小学、国光中学。1965～1972年，福建省体工羽毛球队运动员；1972～1978年，国家羽毛球队运动员；1978年12月，调入国家体委（今国家体育总局）；1992年6月，被任命为国家体委球类司羽毛球处副处长；1997年12月月至2009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专职工会副主席（正处级）。长期负责全国羽毛球项目的训练及竞赛工作和机关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曾任中国羽毛球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羽协裁判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央国家机关侨联常委，国家体育总局侨联副主席，第六、七、八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十三届北京市侨联委员。

一

　　我家原籍福建南安，家境很穷。父亲年轻时“过番”（土语，即出洋）致了印尼，落脚在苏门答腊岛的楠榜。这个地方有很多种植园，出产咖啡、胡椒、橡胶。母亲生育我们兄妹4人，我是老幺，前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上世纪50年代，楠榜华人很多，我在当地的保光学校念书，一直到五年级。

　　1960年8月，父母带我们全家回国，在原籍定居。我进了南安梅山镇上的国光学校，这是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办的，在福建很有名，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一应俱全，很多归侨子弟都在国光读书。初二时，学校的体育老师叶重青把我选中参加羽毛球队，这是我接触羽毛球的开始。叶老师是我的启蒙教练，他也是归侨，现在八十几岁了。那时，学校里选羽毛球队员，就是看看身材，然后灵活度什么的。我有田径基础，又是学校篮球队的，被选上了

　　1964年的夏天，我代表南安县参加了福建省的羽毛球比赛，拿了福建省青少年甲组的女子单打冠军。其实从1963年到1964年，才练1年多——没想到能拿冠军。当时，省队也去看比赛，发现人才，林建成指导就看中了我。正好当时省队的杨人燧教练认识我们校长，很快就谈好了。具体过程我也不清楚，总之挺偶然的就要当运动员了——那年我才念初二。1965年2月5日，我到了福州，队里又安排我在福州念了半学期到初中毕业。从1965年2月5日那一天算起，我就算参加了革命工作。开始有工资，所以我的工龄非常长，我2010年退休，45年工龄。和我一批进福建队的还有龙宝宝和庄晶晶，她俩不是华侨子弟……

　　1965年进队，我开始单打还输给龙宝宝她们。不过我练得苦、进步快，到1966年4月我已经能够赢龙宝宝了。记得班主任找我谈话，让我要“谦虚、别骄傲，虚心使人进步”之类的。其实我这个人比较自觉，一般都不给教练找麻烦，教练从来不罚我。我训练可以称得上刻苦，因为我技术基础不是很好，有点甩大臂，但是力量好、能跑。

　　1966年4月，去上海参加全国青少年羽毛球比赛，我跟丁秀清配合拿了女子双打冠军，单打拿了亚军。当时，运动员单打、双打都要练，不会分得很清。我成了全国冠军这事轰动了国光中学，校门口贴了海报。但是好景不长，马上就“文化大革命”了。

二

　　1972年初，第一届中国羽毛球队成立。1972年1月18日，我跟陈福寿教练一家坐火车从福州到国家队报道，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大好青春已经荒废了几年，现在选入国家队就等于终于又有了为国争光的机会，这样的人生转折记忆太深刻了。女队水平最高的是陈玉娘，我早就认识她了。她出名很早，从印尼一回来就赢了几届全国冠军陈家琰。当年10月，国家队成立以后第一次出访，去尼泊尔、缅甸及香港。我和陈玉娘临时配女双拿了冠军，尼泊尔的比兰德拉皇后亲自发奖，这个奖杯现在还我家里。

　　1973年8月30日至9月17日，中国羽毛球代表团访问日本，女运动员中有我。上世纪70年代，日本女双还很强，尤其相泽真知子和隆悦子，得过4次全英冠军；单打的汤木博惠也是全英冠军——那时拿全英冠军等于世界冠军了。相泽和隆悦子等日本的女队员全程陪我们访问了7个城市，打对抗赛，场下则有很多联谊活动。在汽车上我还教她们唱中国歌，气氛搞得火热。

　　中国因为台湾代表权问题一直没有加入国际羽联，所以打的访问比赛比较多。1974年准备这年9月的伊朗德黑兰亚运会，一直封闭训练，没有安排出国。那次亚运会没我。亚运会是真正的国际比赛，不能参加心里挺难受。当时是要求进步，要求入党的人服从安排，我是1979年3月才入党，但是很早就给队里写申请，属于“积极要求进步”，经常做好事，打扫卫生什么的。

　　1974年5月，还有一件重要的比赛：英国访问。1973年我们组队访问了丹麦和英国，这次是回访。英国有一对女双世界冠军很厉害，中国队包括陈玉娘、梁秋霞都输给她们，只有我和刘晓征赢了，那是在上海的一场对抗赛。我和刘晓征（那时我已经转双打了），我和晓征一对非常明显的就是以防守为主、守中反攻的打法。那时双打的技术很简单，英国这对是高个子的前场封网，她个子高封得很严密。玉娘她们会输，就是两个人的进攻都给这个高个子封死了。我和晓征商量，要稳，要让前面那个高个子没有机会封球。我们一直挑高球，让后面的矮个子连续跑动，筋疲力尽了；前面的高个子一直跳，但我们回的都是高球，她封不到，我们看准机会反攻——这种打法在那时就是临场应变的“战术”，比较消极，但能避开对方长处，发挥我们守中反攻的优势，还挺奏效。

　　1975年5月，访问拉美三国——牙买加、委内瑞拉、加拿大。这种访问比赛谈不上“成绩”，属于国家对外开展交往的内容。1979年3月，访问非洲三国——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那是我最后一次当运动员，1978年我已经从国家队借调到体委球类司，访问回来就退役了。为了退役以后的去向，我还犹豫了挺长时间，我当时有两个选择，北京队一直要我去当教练，体委球类司也想留下我继续干行政。我选择留在机关。

　　1978年，体委球类司借调我过去是帮着编《中国体育年鉴》的羽毛球部分。我比较有文字基础，而且当时我因为两个膝关节伤，比赛打得已经比较少了。我来体委起初是参加编辑《中国体育年鉴》，这是一张白纸——以前没有编过。还好体委的档案室保存着历年的资料、档案，当时全国也没几个队，地方的情况逐一向地方了解也来得及，而且也能向其他项目借鉴些经验。刚开始几卷内容很简单，这个工作需要一定的学术训练，我从一个运动员转行到行政上，跨度很大。参与年鉴编纂对我帮助很大，没有这个锻炼，我可能不会那么快地适应从运动员到行政工作的转型。

　　那时运动员都得服从组织安排，结婚需要批准。我1977年9月27日结婚，已经28岁，符合当时《运动员条例》规定的结婚年龄。之前，我给国家队打报告，说我要求结婚，婚后愿意传帮带年轻队员3年。我先生邱国武也是印尼归侨。

　　在体委的工作除了编辑年鉴，主要是安排羽毛球的竞赛。大概从1979年底我就开始负责全国的羽毛球竞赛工作了，在我手上办了10届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从1986年在福州的第一届到1997年在上海的第十届。1976年6月，在杭州办过一个“世界杯”（是以我们为对抗承认台湾的“国际羽联”成立的组织，1981年在解决了台湾代表权问题后就宣布和后者合并了），是我最早参加组织的国际比赛。1981年5月，中国羽协加入了国际羽联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当时体委业务处除了负责竞赛管理，也负责参加国际比赛的组队，我们可以对参赛名单提出建议，但我们还基本尊重国家队的意见（因为队里更了解运动员的实际情况）。

　　国内比赛没有太多阻力，国际比赛受名额限制，就需要一些协调。参加国内外的国际比赛都是由国家队组队的，国家队拿名单出来；属于青年队组队的，我们处里来拿名单，我也是长期搞这个管理工作，用人安排上有一些权力。但我管羽毛球20年还是比较公正的，王小明想做援外教练，他跟我不熟，通过我在福建的老前辈教练杨人燧请我去吃饭，我说如果条件符合，你不用找我，我们也会安排你，队员就以成绩为准，我原则性没有丢过。只要有全国比赛名列前茅的我们肯定安排国际比赛任务，对队员的情况和比赛成绩我挺了解，如果有国内的国际比赛任务，我们也会安排有成绩的运动员参加，这样才能调动地方积极性。青年队的出国安排也以成绩为主，当然心理素质、思想道德也要考虑，但成绩是最主要的依据——没成绩，你拿什么去打比赛呢。对大家公认有发展的年轻队员，我们倾向多安排出国参赛，让他们通过锻炼尽快接班——地方队基本上都是为这个来找我的，给自己的运动员争取机会。

　　安排全国级别比赛的裁判，我的方针就是以老带新、新老结合，年轻人要有锻炼的机会，不是说我喜欢你的人我都安排。选派教练出访大家轮流——成绩好的排在前，都要有机会。我非常注重抓裁判的培养，投的精力很大，也做到了“与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全国的裁判跟我感情很深。全国裁判培训和考试是我长期负责的，我们要求裁判技术水平要高，英文水平要高。裁判培训我们请北大教授、中国羽协第一任副主席林启武先生授课比较多，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羽毛球国际裁判，非常有声望。

　　当外援教练也是很多人争的，上世纪80年代经我手派了不少。现在国家控制比较宽松，大部分就是自己联系了。派援外教练首先是外方有这个要求，通过体委援外办转来名额，然后我们选派。也要跟本人所在队商量。需要对全国各地的教练、队员都了解。我和他们接触主要靠全国比赛，80年代赛事都是官方承办的，我每一个赛区都得去。赛前必须到赛场，比赛结束才能走——搞竞赛工作相当辛苦。

三

　　我1978年12月调到国家体委。这年正好是由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羽协在香港宣布成立另外一个“世界羽联”组织。中国羽协朱仄任第一副主席，1979年6月世界羽联在杭州主办了第1届“世界杯”赛，中国队获得了男女单打和男双三项冠军，当时我已经参加筹备比赛的组织工作了。直到1981年世界羽联和国际羽联合并，同年5月中国羽协终于成为国际羽联正式成员，中国运动员才有机会参加正式的国际比赛大显身手。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5月国家队第一次派队参加在英国举办的第12届汤姆斯杯比赛，汤杯是代表世界男子水平最高级别的团体赛，各国都非常重视，争夺激烈。中国男队在决赛中5比4战胜了强大的印尼队，第一次夺得汤杯。当时在国内我们非常紧张，时刻关注比赛，因为中国队第一天1比3落后于印尼队，经过全队的顽强拼搏终于反败为胜。这一成绩震惊国内外，也使国际羽坛对中国羽毛球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在1984年的第13届汤杯赛上，中国队输给了印尼队。但从1986年第14届到1990年的第16届，中国男队又连续三次夺冠。而中国女队是在1984年第10届尤伯杯赛才第一次参加，最后战胜英格兰队首次捧杯。1984年我们第一次派出男女队同时参加，可惜男队决赛输给了印尼队未能卫冕。

　　最难忘和振奋的是1986年我们组队参加在雅加达举办的第14届汤姆斯杯和第11届尤伯杯赛，中国队双双夺冠，这也是汤尤杯历史上的第一次。之后的四届比赛中国女队连续获得冠军，成为尤杯历史上第一个五连冠。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又是中国羽毛球的一个鼎盛时期，他们的每次成绩我都很关注，也很清楚，因为我在处里从1978年到1992年一直负责整理《中国体育年鉴》羽毛球部分。

　　我在羽毛球处，除了负责全国竞赛工作，还要协助国家队完成重大比赛。以前最重要的赛事是汤尤杯，当然后来就是和奥运会了。1988年韩国汉城（现在首尔）的第24届奥运会羽毛球还只是表演项目，李玲蔚拿了女单冠军。1992年，西班牙巴赛罗那奥运会羽毛球“转正”，不过那时候李玲蔚、韩爱萍都退役了，关渭贞和农群华配合拿了女双亚军，这是中国羽毛球在奥运会正式比赛获得的第一块奖牌。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第26届奥运会上，葛菲和顾俊拿了女双冠军，我特别高兴，因为她们是我们抓的国家青年队里成长起来的。在青年队她们就很突出，所以在安排出国比赛上对她们特别照顾，锻炼机会很多。2000年，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葛菲和顾俊蝉联了冠军，吉新鹏和龚智超分获男女单打冠军——他俩也是从青年队出来的。那届奥运会乒乓球队也拿了4块金牌，当时我已经在乒羽中心了。

　　1991年5月，第2届苏迪曼杯和第7届羽毛球世锦赛同时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先打苏迪曼杯赛后打世锦赛，中国队一行去了50多人，我们处里从地方上选调了几位老教练和科研人员组成了一个6人的调研组，我当组长。

　　这次的苏杯决赛，我们还输给了印尼队。当时，唐九红的单打输给了王莲香，非常伤心，跟我哭诉说队友笑话她——她以前是赢过王莲香的。我就一再安慰她——苏杯是团体的，拿不到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好好打世锦赛，拿了冠军，那成绩可是你自己的。只要你得冠军，回去我送你一个大奖杯。生活上我也尽量帮助她，那几天的比赛服都是我给她洗的，就为让她能多时间休息，专心备战。结果唐九红真报了一箭之仇，打败王莲香拿了金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女双关渭贞、农群华，男单赵剑华也拿了冠军。当时李玲蔚、韩爱萍、林瑛和吴迪西相继退役，中国女队成绩会不会下滑这个担心从上到下很多人都有的，世锦赛拿到了女单、女双两个冠军，算是一颗定心丸。特别是年轻的唐九红打败了名将王莲香，是很大的成绩。

　　1993年，第3届苏杯赛和第8届世锦赛在英国伯明翰举办，我再次参加调研组。1984年5月，我也以调研组长身份随国家队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13届汤杯和第10届尤杯的调研，连1991年和1993年的两次跟随国家队参加世界大赛，终身难忘。

　　更多的出国比赛我是带中国青年队去，因为青年队是国家体委直接抓的。1985年9月，我随国家队当秘书去雅加达参加印尼公开赛，那是我们全家归国以后，我第一次回印尼。在雅加达见到了我分别25年的亲人，久别重逢，我们见面好激动，抱头痛哭。后来处里照顾我，连续于1986年、1988年～1992年、1995年、1996年和退休前的2008年让我带队去印尼参加印尼公开赛和世界青年锦标赛，总共10次去印尼，趁比赛之余，我有机会几乎年年见到我的亲人。

　　1979年，我从队里调进国家体委球类司其他球类处，80年代初羽（毛球）网（球）曲（棍球）三个项目从其他球类处分出出来成立羽网曲处，我的工作更繁重了，出差是家常便饭，只有1982年、1983年两年我没离开北京——因为1982年我怀孕。离预产期还有一周时我提出来要休息待产，哪知道一天也没休息成，休假的前一天就提前分娩了。我当时33岁，属于高龄产妇。产假70天，第71天我就上班了，好在上班离家近，还能中午回家给小孩子喂奶，这一年时间处里照顾我，没安排我出远门，1983年9月上海的第8届全运会我也没去。但是到1984年就一切如常了，当时我母亲和我们夫妻一起生活，老母亲80多岁了，孩子才两岁，在北京一个亲戚都没有，生活的压力特别大。没办法了我给体委领导打报告，申请把我的先生调到体委，因为距离太远了，他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李梦华主任亲自批示人事司：“请按华侨适当照顾政策，酌情办理。”把我先生调到了体委体育服务公司。为了我的事业，我先生放弃了他干了二十几年的对外宣传，牺牲挺大的——我先生为我付出很多，我很感激他。

　　我们家有个日子特别值得纪念：1985年9月1日，那天我和我先生、女儿三个人同时入学。女儿3岁上了国家体委幼儿园；我先生上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我上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85级大专班党政管理专业。我从1965年初中毕业，走出校门20年了，重新拿起课本攻读18门科目，挺有难度的。1988年我先生电大毕业，我党校毕业，我们夫妻3年求学，各自总算拿到大专文凭。小孩也在1988年9月入小学。

　　上世纪80年代中，羽毛球、网球合并成立羽网处，那时还办了一本杂志《羽毛球•网球》。1992年又分为羽毛球处和网球处。1992年6月，体委任命我为羽毛球处副处长，我们4个人抓全国羽毛球行政管理，合作得还是不错的，从90年代初到1997年的全国比赛，还有在国内举办的一系列国际比赛，我们都组织得比较圆满。1997年11月，国家体委第二次机构改革，羽毛球处和乒乓球处合并成立了乒羽中心，我到了办公室，从此不再负责竞赛，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阶段。

　　1986年，我们受国际羽联委托在福建举办了第1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首次举办我们很重视，赛区还举行了公开抽签仪式，也举办了欢迎和告别宴会，很隆重很热烈。为办好第1届公开赛，1986年3月还在上海体院举办一次为期1个月的羽毛球英语学习班。中国羽协举办的首次公开赛的组织工作等方方面面还受到国际羽联的好评。此后，我们在上海、南京、佛山等地从1987～1997年连续举办了十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其中1989年特殊情况停办了一次。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筹备工作我参与了与国际管理集团的赞助谈判，经费落实与组织工作落实，为在国内举办国际比赛积累了一些经验，受益匪浅。1990年，我们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中国队不但取得了男女团体和五个单项的七项全部冠军的成绩，中国羽协还积累了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成功经验。

　　20年来，我在体委的主要业务是抓竞赛组织、管理，负责制定全运会、城运会和每年全年竞赛计划和规程，主要有全国锦标赛，全国青少年赛和每年的中国公开赛的规程。进入90年代中期，体委的工作越来越复杂了，要深化体育改革，很多项目开始市场化，不能按80年代的路子搞了。记得1995年我特别忙，那年我国前后办了亚洲锦标赛、亚洲杯、中国公开赛，还有第3届城运会的羽毛球比赛，这些赛事的组织都是体委负责，具体也就是羽毛球处办的。那年4月份的亚洲锦标赛历届参赛队和人数最多，但是筹备最紧张的赛前的半个月，处里另外3个人还都在成都搞“冬训大比武”，我虽然仅是组委会副秘书长兼竞赛委员会主任，其实竞赛组织就我一个人负责，三头六臂也不够用。不过，我还是懂得“权力下放”这个原则，调配好人、财、物。我自己集中精力安排我熟悉的竞赛组织和落实裁判，那次亚洲锦标赛虽然内外宾来500多人，但是从比赛到接待各方面井井有条。辛苦当然辛苦，但是能力和水平也就在那个过程里锻炼出来了。

　　裁判工作这方面，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也出现新问题了，主要就是运动成绩成为考核干部和教练的主要依据，为了政绩，有人打裁判的主意了，这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直到80年代，还非常少见。以前比赛都比较公平——至于我们参加的一些对外比赛有“让球”，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和个人利益没关系。我在防范裁判作弊、整顿赛风方面想过很多办法。1995年第3届城运会羽毛球比赛的裁判工作是受到体委表扬的，当时我除了规定省籍回避——裁判不能执法有本省运动员参加的比赛，还把一直沿用的裁判固定分组这个惯例打破，改成每轮赛前临时确定裁判。我觉得，竞赛的组织者应该确定一个原则，就是“防范重于处理”——虽然你掌握最终的裁判权，但还是要尽可能考虑在前，完善制度，避免因为制度漏洞导致争议的产生——保证比赛顺利进行是第一位。我一直坚持在赛区做运动队对赛区的评定，进行裁判员的考评，目的也是彼此监督，所以我参加组织的国内国际比赛，投诉都相当少。1996年4月，我最后一次组织晋升国家级裁判考试，《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指南》也是这一年编订的，之前中国公开赛办了几届，一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制度。我记得那一年我相当忙，年初还南下到上海、福建、江苏的一二三线运动队、体校和羽毛球传统项目体校调研，了解地方的情况，为竞赛改革打下良好基础。

四

　　1997年11月，国家体委机构改革，乒羽项目合并。我服从组织安排到乒羽中心工会任专职副主席。从主管20年的羽毛球业务转为党务、工会这些行政管理工作，我并不情愿。不过，时势一改，你必须适应。

　　其实，我在体委时就兼任过支部和工会的工作，所以还不陌生。1998年以后从业务干部变成党务工作者了，我还是乒羽中心的纪委委员和机关支部副书记，中心2000年派我到中央党校充电，那时写的论文《新时期加强体育系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几点思考》还反响不错。

　　乒羽中心工会主要是组织文体活动，尤其体育活动多。2006年体育总局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运动会的羽毛球比赛，我靠在羽毛球界的老关系，动员好几个国家队的教练和中心的老运动员参加最后拿了男双、女双和混双冠军，很威风呢。2010年8月，总局参加国家机关运动会还点名让我负责给羽毛球组队，当时我已经退休，虽然领导信任没办法推辞，但再让我给国家队打招呼调人就不好意思了，最后只得了一个男双冠军。

　　节日慰问“送温暖”也是工会工作的基本内容，再就是向贫困地区献爱心。乒乓球、羽毛球的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很慷慨，一出手就是几百几千的；冬天给灾区捐衣被，要求旧的只要干净就行了，但我记得一些新队员经常是直接去商场买新的。他们年轻运动员还没成家，也的确没有什么旧东西。乒羽中心每次参加总局的“献爱心”都很踊跃，捐的衣服、旧电器、淘汰的器材之类要捆好多包，我们这里年轻人回报社会的意识很强。那些年，乒羽中心各种活动都开展的不错，主要也是领导比较支持我。

　　工会还得管“喜庆堂会”。哪个职工结婚了生孩子了，我得张罗凑份子。再就是关怀老同志。2006年开始，中心每年组织一次退休干部携配偶出京休假考察，都是我具体操办的——我以前带国家青年队出去比赛，现在带老同志休假。乒乓球的老干部张燮林、郗恩庭、曾传强他们在基层是深受敬仰的，每次出去还要专门安排时间让他们参加和地方的联谊，去乒乓球学校辅导小队员之类。现在我退休了，中心老干部休假，我已经不是组织者而是团员了。

　　我2010年1月退休了。我归国五十余载，在中国的体育战线奋战了45年，我热爱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