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时贤校友、陈榕先生之访谈录(一)【校友风采】

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辛和勤奋劳动而得到。——美国•爱迪生

陈：

有一句谚语说一个智慧的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虽然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人性中最本质的部分构成人类社会最稳定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全靠有心的老人一代又一代持续传承，在生活中常常发现民族传统的积淀往往和老人丰富的经历融合成一体，我认为您就是这样一位弘扬传统的睿智老人，因此这次访谈是否可以先围绕您的个人经历谈一谈？

好的。不过你将我送上自己从未企求过的高度了。我认为自己的人生历程极其普通、平凡，本不值一谈。但是正因为普通、平凡，我的一些感悟，对我所爱和爱我的亲友，也许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因此，愿意对你提出的一些问题作简单回答，不妥之处，请谅解。

您过谦了，传统其实就体现在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民间有句老话：“三岁看八岁，八岁看到老。”这说明一个人早期养成的习惯和树立的价值观对其一生的决定性影响。因此，我首先感兴趣的是您反复强调国光中学对您的塑造和培养，是否可以说在国光中学的求学经历奠定您精神世界的基础？

我于侨界楷模李光前先生创办的南安国光中学所度过四年美好的学习时光，在《芙蓉网》上发表的《岁月悠悠情未了》一文中已有详尽的叙述，就不用再重复了。
    而校主李光前先生的精神确实是奠定我精神世界的基础。他的精神在我送给你的连环画《侨界楷模李光前》中作了详实的描述。简单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艰苦奋斗和坚毅耐劳的精神；
    第二.诚信务实的创业精神；
    第三.爱国爱乡，捐资助学，造福桑梓的精神。
    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尤其需要一种顽强的精神为我们提供支撑的力量，对此我是深有体会。我们兄妹七人，自幼丧父。1953年母亲遵照父亲遗嘱，携儿带女，漂洋渡海，把我们从马来亚带回祖国。第二年我即与三兄雪贤在国光中学就读。弟弟和妹妹则留在家乡——广东大埔县大麻镇和太宁村念书。由于单靠母亲务农，生计困顿，处境窘迫，弟妹随时都有辍学的可能。
    在福建省侨委和国光中学领导的关怀下，弟妹先后于1956年夏和1957年春从家乡转学到国光中学和国专小学就读，都享受助学金，解除了慈母的后顾之忧。正如五弟高贤所说：“国光养育了我和兄妹，这一点我们永远忘不了。如果不是到了国光，不仅是读书不易，就连生活都有困难，谁能养我们呀！”（见《思源》p299）
    我们兄妹六人，从国光中学毕业后，两人上了中专，三人上了大学，如果没有李光前校主捐资办学，哪有我们的今天呀！
    国光中学致力弘扬李光前先生艰苦奋斗和坚毅耐劳的精神。在校期间，学生通过参加护校、割稻、抗旱（踩水车、挑水等）和捡稻穗等劳动，培养了集体主义观念、艰苦奋斗精神和热爱劳动的观点，这些精神财富让我终身受益。
    因此，年轻人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习惯养成要从小抓起，这是学校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    
    作为国光中学的校友，我常常感念校主恩泽，努力弘扬光前精神，不时提醒自己继续保持晚节，在人生华彩乐章中，留下一首完满的终曲。

如今的学校和学生与您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了。我所在的私立高中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闽北各乡镇，家境并不宽裕，有的甚至困难到毕业时都无法缴清学费，但是从他们中一些人身上我看不到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仅在吃穿玩乐方面的开销与城市普通家庭的孩子差不多，而且竟然会责怪父母挣的钱不够他们用；不仅逃避每个人都必须参与的教室和卫生区的值日，而且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还不如城市的孩子。他们的表现真是令人震惊，为什么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把节俭的美德“扔到太平洋里去了”？我注意到您近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回忆文章，侧重于怀念先人故交和弘扬传统文化，这是否表明您对下一代的思想认识和人生发展有了某种程度的担忧？

不！我对新生一代是充满信心的，他们的开拓创新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气魄，以及努力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都是祖国和平崛起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宝贵财富。
    至于你任教的学校出现一些不良现象，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这是应试教育的产物。随着中学教育改革转向素质教育，这些现象是会逐步消失的，当然社会、学校和家长要“齐抓共管”才能大见成效。

我认为应试教育也引发一种特别让人担忧的现象，就是把知识当作升学的垫脚石和敲门砖，达到目的后便弃之不用。在越来越重视专业化的当代社会，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是不容易出成绩的。您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果，而您却是学工科出身，我特别想知道您是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转行搞社会科学？

不要说在提倡作一枚小小螺丝钉的那个年代，就是在大力宣扬个性彰显的当今社会，想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工作也是很难实现的奢望。在当时大力发展工业的大背景下，我踌躇满志准备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理论工作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转行是由党组织决定的。在那个“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年代，国家干部的工作是由上级组织安排的，个人并没有自主择业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分配，这是不可违抗的铁则。
    我从哈尔滨电工学院电机和变压器专业毕业后，到福建省重工业厅报到。报到的那天上午，人事处刘处长依照组织程序，宣布将我分配到福建省电器研究所工作。我高兴极了，因为当时到研究所工作是很荣耀的，是对一个人专业能力的充分肯定。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当天下午，刘处长又把我叫进她的办公室，很恳切地对我说：“小张，经厅党组慎重研究，因革命工作需要，你改分配到福建机电专科学校当老师。”这个新决定好似晴空霹雳，顿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两眼怔怔地盯着刘处长。同一天中前后两个分配决定反差实在太大了，因为当时教师的地位（主要体现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是很低的，与进行前沿探索的研究工作相比，简直就是两重天。看到我低头不语，怅然若失，刘处长照例作了“党的需要就是个人志愿”的说教。我深知，一旦组织决定的事，除服从外，别无他路。
    到学校报到后，根据所学专业分配我到电机科，并让我马上参加变压器生产流水线的调试工作。三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突然被叫到人事科，卢科长对我说：“经党总支研究，根据工作需要，将你调到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随后拿了一本《哲学》教科书给我，让我准备十天后上课。我又一次因“工作需要”改换门庭，最终改行教社会科学了。

您刚参加工作没多久，不仅专业方面遭遇突变，而且生活方面也遭遇突变，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几乎所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们，在谈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无不心有余悸。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您一定吃了许多苦，能否详细谈谈您当时的具体情况？

我刚走上工作岗位，就遇到“三年自然灾害”。
    在哈尔滨电工学院当学生时我的粮食定量是38斤。到福建机电专科学校工作后，因是国家干部，粮食定量降到28斤，组织号召共青团员要与党同心同德，又减少了2斤。因此年轻力壮饭量大的我，必须想方设法克服粮食紧缺的困难。但与当时绝大多数自带口粮（地瓜片）的农村学生相比，那就好多了。最幸运的当属老教师，他们因缺少营养，患上了水肿病，国家还会拨给少量细糠，以缓解病情。可是年轻教师即使同样患上此病，也享受不到这种特殊待遇。
    当时，除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外，副食品也极度短缺。学生常常连蔬菜都吃不上，这可是非常严重紧迫的问题，因为人缺少油水还能挺得住，如果缺乏维生素，很快就会生病，人体各系统会受到很大伤害，时间长了甚至会危及生命。学校只好在防空洞上用水泥砌成一个人尿池，培育小球藻，作为蔬菜的替代品供学生吃。
    为了解决菜篮子问题，学校先后在福州市郊的北岭、凤板和马尾下德等地建了农业生产基地，种植蔬菜和饲养猪、羊。我先后在这些基地劳动了近两年，在这期间有几件令人难忘的事值得一说：
    （1）1960年秋的一个早晨，我和五位年轻老师拉着装满粪肥的板车，从学校向离市区约有20公里的北岭农场进发，刚到山脚下的新店区时，我突然腹部剧痛难忍，满头虚汗直冒，脸色苍白如纸，两个同事急忙把我送到医院，经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因阑尾已化脓肿胀，快要破裂了，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整个手术用时三个半小时，期间医生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就这样忍着饥饿克服疲劳小心翼翼地为我切除了阑尾。手术后我被安排在特别护理室，24小时都有护士值班，因为当时是不允许家属到病房照顾的。
    至今我还很怀念当时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高尚医德，医务人员与病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亲情关系，还有医院救死扶伤、以人为本的宗旨及有利于病人康复的规章制度。
    （2）1961年秋，校农场迁至离市区约20多公里的马尾下德村的半山坡上。粪肥先由船运至该村，再挑上山浇灌蔬菜。那个时候确实很艰苦，由于我们早己习惯身静心累的脑力劳动，骤然间担负起繁重的体力劳动，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天天感到精疲力竭和饥肠辘辘，饿了就采些野果充饥，渴了便喝口山泉润喉。有的教师当上了羊倌，赶着羊群满山遍野地奔跑，看起来挺有诗意，可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依靠孟子“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的信念支撑，大家在战天斗地中磨练自己，面对精神上的收获，我真想大呼“青春无悔”。
    有一天上午，当我挑着粪肥上山坡时，突然腿脚发软，头晕目眩，两眼一黑，重重地扑倒在小径上。我又一次被送进医院，经医生诊断是严重的肺结核病，当时医生就责备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治疗啊！”并批准在家休养三个月。那时我还未成家，独自生活，无人照顾，考虑再三后给留在国光中学工作的归侨校友袁本希老师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能回母校调养。他向学校领导汇报后，学校领导不仅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还腾出一间教师宿舍供我安心休养。国光母校的恩情让我终生难忘。
    （3）病愈归来，我被安排在农场负责后勤工作。每天要步行到10里外的马尾采购粮食和副食品，去的时候是轻装走在下山“进城”的路上，脚步轻快，心情愉快。可是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回来，全程都是步履艰难，不堪负重。为了减轻食堂采购人员的体力负担，农场在高山上买了两头牛和一辆牛车，作为日常采购的运输工具。高山上的牛习惯于村野的宁静，到了拥挤的大马路，听到刺耳的汽笛声，就惊吓得像疯狂的西班牙斗牛，在公路上狂奔，往稻田里猛窜。我与场长为了“培训”它们，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磨破了多少层皮，流了多少滴血，才彻底驯服了这两头“野牛”，使它们成为安全的运输工具，我也成了合格的“车把式”。
    （4）在“三年困难时期”，党团组织对党、团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58年大跃进时期安排在城里工作的党、团员干部的家属，在上级组织的动员下带头精简辞职。党、团员不允许到馆店吃“高价餐”，严禁买“高价饼”，一经发现就开除党、团籍。
    1962年春节前夕，洪文初老师收到从菲律宾寄来的外汇后，偷偷在台江买了一块大礼饼，小心翼翼地用红绸布包着，背着别人约我一起到场长房间，立下“攻守同盟”：只许悄悄“享受”，不许泄露“天机”。直到1980年初，在洪老师到香港定居前的送别会上，我才旧事重提：“你还记得那年偷吃高价饼的事吗？”两人都会心地哈哈大笑，他说：“我们三人保密工作都做得很好，是真正的肝胆兄弟。”其实，我们都严重违反当时的组织规定了，现在看来是博取一笑的区区小事，可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却是个悠关政治生命的原则问题啊！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党风是很好的。

您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苦多乐少的经历，对您后来的消费观念是否产生很大影响？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前面您提到当时教师地位很低，主要体现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很低。如今教师的各种待遇皆有所提高，我知道您的退休金并不菲薄，可您依旧住在学校二十几年前盖的小居室套房，家具和电器也没有与时俱进，让我觉得您亏待了自己。现在许多年轻人认为大多数的老年人对自己太抠了，这是否与他们曾长期生活在短缺经济时代，特别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有关？

我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确实生活过得极其艰难，但对我们后来的消费观念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至于一些青年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对自己太抠了”，这种说法肯定是欠妥的。当然，不能全怪他们，因为他们既没有经历过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没有认真了解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我们这一代人五六十年代出来工作，工资是很低的，而且工作一、二十年后工资额基本上维持不变。等待遇提高后，大家都已步入晚年，绝大多数人完全依靠退休工资维持生活，并没有攒下多少积蓄，不要说买新房，就是买二手房都有困难，这是发自我们这辈人的心声。
    其次，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在生活上没有奢求，因此大多数人都习惯过淡泊俭朴的生活，与“三年自然灾害”和“短缺经济”无关，更谈不上“对自己太抠”。我恳切地希望年轻人能对老一辈多一点理解和多一分关爱。
    我目前的生活条件是与自己的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没有也不会亏待自己。我不是苦行僧，也想住好房子，买高档家具和电器，但坚守量入为出的原则，不会与别人盲目攀比，更不会超越自己的经济能力当“负翁”（超前消费分期还款））和增加孩子们的负担。我的生活条件虽然比较一般，但感到宽心、舒心和满足，生活过得很舒坦，知足者常乐也！

我虽然有幸没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可一直以来对与此有关的问题非常关注，因此还想与您进一步探讨。我国幅员辽阔，多种气候类型共存，每年都有可能发生各种或大或小的自然灾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仅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1960年)就饿死一千多万人，因此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渐成主流，那就是认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祸，您能否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专业知识，以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谈谈对此的看法？

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祸”的观点，我认为不完全准确。我的观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所谓“人祸”，就是党在工作中的失误。自1960年开始，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困难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上和从领导的决策中找原因，这是错误的。
    我们这一代人，深感大跃进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党发动大跃进在部署上超越了国力的极限，违背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非常规做法，打乱了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保障国民经济稳健运行的正常秩序，导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和各级财政收入突然锐减的严峻局面，加之在全国范围内大刮“共产风”、“浮夸风”，提出“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并在没有核实“放卫星”的粮食产量的情况下采取“放开肚皮吃饱饭”等错误措施，最终导致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总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是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大劫难的最主要原因。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缺乏自我纠错机制，很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跑越远，全国尚未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元气，又充满激情地冲入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中，使党和人民经受空前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是至今仍然有人未能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大量有价值的个案作为反思的历史材料。您能否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介绍一下?

其实有价值的个案比比皆是，只不过早已散落在积尘发黄的旧书堆和喜新厌旧的脑海中。但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阴魂不散，有时还会显现出来。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所经历的事太多太多，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

那就按照时间顺序吧，因为这样便于您回忆和讲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形势还不明朗，可是几乎一夜之间便急转直下。您当为什么很快就陷入艰难的处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就遭到从天而降的劫难。
    当无数大字报在校内铺天盖地，直接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校领导时，我感到很不理解。怎么了？昨天还是受人尊敬的校领导，一夜之间书记突然变成“地主”，校长竟然是“日本汉奸”，而几位副校长居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连德高望众的老教师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反了，简直是反了。”
    我当时担任班主任工作，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学校的布置下，到班上去“灭火”——我义正词严地对学生说：“贴大字报要有事实根据”、“不能随意污蔑校领导”和“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
    谁知，“灭火”不成反而“引火烧身”，昨天还是学生爱戴的班主任，一夜之后，就成为“叛徒的儿子”、“炮打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和“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大字报以醒目的字眼贴在校门口，还配上用绳子勒紧脖子把我吊起来的漫画。一批“革命小将”和一些出身好的“革命”职工真是“爱憎分明”啊！他们纷纷成立各种战斗队，挂起大红臂章，威风凛凛地在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我是属于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归侨和有港澳台关系的子女，被勒令到校办工厂接受劳动改造，同时剥夺乘车外出串联的权力。随后家也被抄了，连日记本、结婚证等私密性文件都成为“罪证”被没收了。
    有一天，几个红卫兵“提审”我，问了许多极其荒谬的问题，我还记得有一个是“你为什么污蔑周总理说过古巴的卡斯特罗是马克思主义者？党中央说他是修正主义者。”我说：“不是污蔑，而是1964年暑假周总理在首都对大中专毕业生讲话时说过的，我是在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录音报告会上听的，当时一起去的还有党总支宋书记，不信可问他或到省宣传部查录音带。”这些“造反派”找到宋书记，他却说：“忘了！”他们也不到省委宣传部查实，就把我“定罪”为“炮打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这种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和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非人性行为充斥着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

文化大革命竟然由挥舞棍棒皮带发展到动用真枪实弹，对此我感到匪夷所思。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经典理论在“文革”中能够得到部分实践，也许说明了“文革”实质上就是一场党内的夺权斗争。可悲的是自上而下波及广大无辜，多少人为此含冤九泉。听说您曾与死神擦肩而过，能否说说这段传奇故事？

1967年夏天，江青发表关于“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的讲话后，“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部分农民持枪进城并强占土地，学校绿草如茵的运动场就这样变成了水稻田；一批批红卫兵冲击军区，抢枪、抢炮、占据点；各对立派间势不两立，冲突不断，如果本派有人被打死了，“战友”悲哀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曲：“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何等的“悲壮”？！对立派却幸灾乐祸，也播放起毛主席语录歌：“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又是何等的“欢乐”！我就是在这种资产阶级派性十足的环境下艰难生活着，顽强地抗争着------
    为了防止对立派的伤害，我和几个学生住进有解放军保护的华侨大厦进行“文攻”，向对立派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在一次“保卫”福一中阵地的战斗中，我身边的一个学生在冲上三楼时中弹身亡，而我却侥幸逃过一劫。校内对立派误认为我已“阵亡”，在校外墙上刷起了大幅标语：“让张时贤的老婆守寡，孩子带孝！”多么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啊！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性大串联构成当时交通线上一道最壮观的风景，我猜想您肯定也参与其中了吧，由于当时特殊的处境，您是否从大串联中收获一些特殊的体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剥夺了乘车串联的权利，却“享受”到步行串联的“恩赐”。
    我们七个“黑七类”的师生，组织了一个“小长征团”，从福州出发，全程步行，途经福建的永泰、德化、古田、永安、漳平、连城、长汀诸县，进入江西的瑞金、于都、萍乡、赣州、井岗山、龙岗等县市，并在湖南的醴陵和湘潭稍作停留，最后到达毛主席的诞生地——韶山，行程一千六百多公里，历时一个半月。我们带上红宝书，背着大背包，沿着革命先辈走过的足迹，披荆斩棘，翻山越岭，吃过苦菜，睡过牛栏，自觉地接受革命的洗礼，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一路上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有苦有甜，无怨无悔。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我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的“小长征”史诗，有力地反击了反动的“血统论”，捍卫了人格的尊严。现在七人中已有三人过世了，我很怀念他们，回想起那段同甘苦共患难的激情岁月，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朋友贵相知，患难见真情啊！

毛泽东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当矛盾，一方面既让他们发挥所长为国家作贡献，另一方面又让他们远离专业和本职工作，从事最原始最落后的农业生产。文化大革命期间您也曾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不是由自然科学改行为社会科学，而是从先进的工业文明退回到落后的农业文明，性质巨变，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能有所作为吗？对此又有什么深刻的体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一般的教员“荣升”为省级机关干部，“光荣”地参加了福建省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在邵武南部与泰宁交界的肖家坊公社江上大队劳动了10个月。这里的科技和文化都非常落后，没有几个人达到小学以上程度。在这个地处边远的“广阔天地”中，我这个来自省城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确实可以“大有作为”：我运用学过的专业技术知识，帮助农民安装粉碎机，维护各种农用机械。不久就学会开拖拉机犁田，和农民一道冒着春寒料峭的晨风插秧，顶着三伏酷暑的烈日割稻，还与他们并肩开山修路，携手搭建猪栏等，彼此不分你我，在同甘共苦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我也暴露了许多不足，例如我不会驾牛犁田、不懂得根据四时节气种植农作物，爬山赶路、装卸挑担也不如他们……在壮实纯朴的农民面前显得很无能很渺小。知识分子那种清高、轻浮、高人一等的气势，很快就被“横扫”一空。他们不再像初来时略带轻视地叫我“大学生”，而是亲切自然地称呼我为“老张”了。在此期间，最令我难忘的有四件事：
1、修建公路遇火险：在修建公路时，有一次一个粗心的农民随手把烟头一扔，恰好扔到干草堆里却没有及时发觉，很快就引起火烧山。我穿着易燃的棉袄被突如其来的大火包围，在快速判断火情后，便迅速地往山顶上冲。有的农民怕我出事，四处寻找，当我好不容易从火海中冲出来时，几个年轻农民飞奔过来，不顾我充满焦味的棉袄和乌黑的脸庞，紧紧地抱着我不停地说：“老张，好险啊！”有的还流下了泪水，这一幕令我终身难忘。
2、盘山公路运农药：有一段时间，我借调到公社办公室工作。有一天上午，我接到邻近桂林公社办公室的紧急电话，说该公社出现大面积的稻瘟病，请求我们紧急支援大量农药——稻瘟净。我与农技员商量并征得公社书记同意，由我驾驶工农六型拖拉机，和农技员一同运送农药前往支援。桂林公社在海拔二千多米的高山上，我驾着拖拉机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向着山顶缓慢爬行。一路上我心急如焚，为了争取时间提前到达，下坡时冒险开六档快速下冲，拖拉机突然失控，狠狠地撞到右侧山坡上，所幸两人都没有受伤，我再次幸运地躲过一劫。如果拖拉机往左边冲，便会坠入万丈深渊，我们也会因为粉身碎骨而“光荣了”。惊魂甫定之后，立即检查自己的身体和拖拉机的状况，还好人没事，拖拉机虽有损坏，但影响不大，还能上路，最终总算完成了任务。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遇事要沉稳，切勿急躁鲁莽，否则易出事。
3、山鸡炖药补身体：我长期患胃病，加以寒、暑天繁重的体力劳动过于劳累，身体日渐虚弱，房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一次，她儿子捕获了一只山鸡，她慷慨地把一部分山鸡肉炖草药给我滋补身体，还经常送来煮熟的鸡蛋为我增加营养。农民这种真挚纯朴的感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每当我回村探望老乡时，总会给她发个红包。前些年她的孙女到福州找工作，我也尽力给予帮助。这并不是迟到的回报，而是非常自然地表达出来的对农民敬佩的一种方式，完完全全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
    中国农民用简单传统的生产工具，冒严寒，顶烈日，面对黄土，背朝青天，默默耕耘，彻底解决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低下，文化生活贫乏，却忍辱负重，无怨无悔，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群体。我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是最伟大的，只有帮助他们尽快彻底摆脱贫困，早日过上富裕的生活，中国人民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我深信，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农民一定会逐步富裕起来的。
4、种稻面积强达标：我在下放期间，曾担任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副队长的职务，配合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的工作。有一天我正在大队值班，接公社办公室电话，说根据县委书记指示，公社党委决定：我们大队种植双季稻的面积必须达到98%。我将此决定向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转达，他们立即安排当天晚上召开生产队长会议，商讨如何执行县委和公社党委的决定。会上，生产队长认为，这个决定不合适，因为有相当多的烂泥田、冷水田、斗笠田不适宜种双季稻，种单季稻不仅产量要比双季稻高，而且可以节省大量劳力和农资成本。但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却坚持必须百分百完成公社下达的任务。在会上我沉默不语，会后私下对宣传队长说：“这不妥吧！到底谁了解实际情况，谁会种田，是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还是本地农民？！”他看着我那愤愤不平的神情，很耐心地劝导说：“我们都是下放干部，是‘游山虎’，本地干部是‘坐山虎’，手中有权，手下有人，‘游山虎’是斗不过‘坐山虎’的，由他们去吧！”
    不久，公社书记和农技员到大队来检查种植双季稻政策的落实情况，检查后公社书记当即召开现场会，他大发雷霆，称有的人“阳奉阴为”，在一些田地种了单季稻，要立即拔掉，重插双季稻秧苗。随即公社书记以身示范，下田拔已插多日的单季稻秧，大队干部和我等下放干部只得跟随其后，许多围观的农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在小声咒骂，后来大多数人终于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白天的一幕令我痛心和困惑。土地的主人没有自主权，人民公仆任意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发号施令，作威作福，随意侵犯人民的根本利益，轻易挥霍他们的血汗钱，而我却没有能力保护他们，违背良知地跟着当权者做损害农民的错事。我于心不忍，经过两天两夜激烈的思想斗争，认为自己不应该继续在农村呆下去了。于是斗胆背着社、队领导给县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强调自己是学工科的，连单季稻与双季稻苗都分不清楚，不适宜继续搞农村工作。
    正巧当时邵武县在兴办“五小工业”，缺少技术人员，便把我调到县里筹办钢铁厂和磷肥厂。两年半后，两个厂都投入生产，我也因学校复办，于1972年调回学校工作。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苦衷。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里，不仅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日子实在太短了，而且知识分子能够避免政治冲击的日子也不长，这应该与党在当时未能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密切相关。解放后我国像鲁迅那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他们陆陆续续进了各种单位成了国家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运动员”。古代国难当头时知识分子是“投笔从戎”，而现代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却“投笔从‘农’”，您能简单评价“文革”期间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的政策吗？

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是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制造的时代产物，因为它是对“臭老九”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相的劳动改造，是误国殃民的举措，可以肯定地说指导思想和方向都是错的。
    但对我个人而言，确有其特殊性，在学校停办的几年里，虽然我无法从事所热爱的教学工作，但在下放期间既当过农民，又做过技术员，密切了与农民和工人的联系，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实践能力，它为我后来的教学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使我对人生的看法有了进一步的升华。真是因祸得福啊！

文化大革命中期，虽然形势渐趋稳定，原有秩序渐次恢复，您所在的学校得以复办，而您也被调回学校参加复办工作，但是在以“政治挂帅”来“抓革命、促生产”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您是否又遭遇到“思想改造”的困惑？

文革期间学校复办时，校领导组织我们学习周总理转毛主席圈阅的对解放后教育工作评价的文件，其中提到解放后教育战线被“黑线专政”，培养出来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校领导要我们统一认识，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参加学校复办的十几个人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当时是在党的领导下接受高等教育，现在却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怎么也想不通。在貌似讨论的说教中，有一个老师终于忍不住了，轻声而又坚定地说：“我们是年轻知识分子！”意思是不承认大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可校领导却武断地说：“这种说法没有阶级性，是错误的。”我不服气地辩解说：“我们是党培养的，怎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会后校领导找我个别谈话，她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有私心杂念吗？”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有啊！”她立马接上口说：“这就对了，‘私心杂念’是资产阶级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嘛！”这种用将某些合理的人性表现划入必须批判和斗争的范畴，并用数学等式的形而上学推理方法来强行洗脑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是何等的荒谬。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已成为一些人惯用的思维方式，确确实实害人不浅啊！

您通过介绍自己在“文革”中亲身经历的重重磨难，多方面深层次揭露和批判“文革”的荒谬和残暴。现在要请您用一句话对文化大革命作个简短的总结，用以警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是一场大灾难，它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而且在政治上用“文攻武卫”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严重践踏，在思想上用形而上学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恣意歪曲，令人万分痛心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还对我国的教育事业造成影响深远的巨大破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错误思想导致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失去学习的机会，虽然“文革”结束后立即恢复高考，并且大力发展“电大”和“夜大”等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可是只有少数肯吃苦敢拼搏的“幸运者”由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他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听说您在“文革”后也是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彻底解决改行造成的历史后遗症，那时的您早就步入了中年，人们常说人到中年万事休，而您四十多岁还到厦门大学进修，要知道那可是在1984年，国内还未流行“终生学习”的口号和实践，您能否详细介绍当时的具体情况？

在学校改教社会科学后整整过了二十四年，我突然陷入无法评职称的困境。“服从国家需要”改行后，我几十年如一日地提升专业水平，将勤补拙，靠自学和寒、暑假到省委党校进修，掌握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等四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授课的班级有中专、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三个层次，因课堂讲解深入浅出，生动具体，深受学生欢迎，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但是1984年评讲师职称时，却因受到“学工科的怎么能参加社会科学职称的评审呢？”的质疑，被省专家组依据脱离实际的条条框框给否决了。这个不公正的结论伤透了我的心。二十多年来对社科理论孜孜不倦的钻研，和在教学第一线的辛勤耕耘，竟被那些只认可一纸文凭，却不认可实际能力和专业水平的“专家组”成员全盘否定，更何况我是服从党的“工作需要”而违心改行的。虽经校领导多次向上级反映，可每次都无果而返。
    此后不久，陈副校长找我说：“国家教委很重视师资培养，给我省一个名额，参加高校《资本论》研究班脱产学习，我校争取到这个名额，准备让你去，你愿意去吗？”我深知这是学校的关照，虽然这时我已46岁了，又有三个孩子需要照看，但从长远出发，我很快就答应了。为了能减轻老伴的家务负担（她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我先后把两个女儿送到国光中学就读，总算解除了后顾之忧。国光母校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当我再次处在人生最困难的关口，又是国光母校及时伸出援手帮助我度过难关，国光情怀，铭刻心中。
    我有幸分配到校主李光前先生的岳父、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资本论》研究班学习。全班仅有八名学员。除我外，他们分别来自天津、云南、广西、江西、辽宁、浙江、黑龙江、新疆的著名院校，均是从事多年社会科学教学的本专业毕业的年轻教师。我的指导老师是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蒋绍进教授。他对《资本论》的研究硕果累累，出版了多本专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人正直、诚恳、谦逊，毫无常见的大学教授的架子，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深知与其他年轻同学在基础知识上的差距，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弥补不足，决定除坚持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选修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世界经济史》和《宏观经济学》等三门课程。周末和节假日我放弃休息，独自前往图书馆，埋首查阅大量资料，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同班的年轻学友不解地问我：“张老师，您年纪那么大，还这么拼命，图个啥呀！”我笑着说：“我非本专业毕业，基础比你们差，不得不‘笨鸟先飞’啊！”

通过在“厦大”的进修，您终于“挤进那个圈子”，得到专家的肯定。我很想知道您在“厦大”进修期间，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在厦门大学学习期间，最令我难忘的事是：1985年我在撰写《试论“两权适当分离”与经济体制改革》这篇论文时，遇到了许多理论前沿中有争议的难题，仔细整理后罗列下来，准备请教当时厦门大学党委书记、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吴宣恭教授。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问题寄到他的办公室，半个月后，我意外地接到他的一封简函，说他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来后，才看到我提的问题，迟复为歉！并约我到他家详谈。我高兴极了。
    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约定时间敲开这位虽从未谋面却景仰多年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房门时，他非常热情地迎上来，十分和蔼地对我说：“张老师，欢迎你。”我很不好意思地表示歉意：“吴书记，打扰您了。”他连忙说：“别客气，别客气。”随后，他称赞我提的问题很深刻，说明我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并耐心地一一作了解答。当他知道我因改行评不上职称时说：“这是不对的。我原来是念外语专业的，也是改行的嘛！”并热情地鼓励我，要耐心不要灰心，要相信这问题一定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当晚我兴奋得难以入眠，一个全国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和全国人大代表，却毫无官架子，谦和、平等和耐心地解答一个“老”学生提出的一连串复杂问题，这就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传统风范。我下决心以他为榜样，谦和、平等和耐心地关心帮助我的每一个学生，它最终成为我的人生信条之一。
    当我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带着指导教师的极佳评价离开厦门大学时，心情非常激动。我深切地体会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坚持多付出，必定有回报。
    1987年我顺利地评上了讲师，1989年提前三年评为高级讲师。我要感谢吴宣恭教授、蒋绍进教授、胡培兆教授（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对我的关怀、指导和帮助，感谢国光母校以及与我朝夕相处，真诚关心我的年轻学友们。

目前又一轮高中新课改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大力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等先进理念，但是老师们纷纷抱怨当今绝大部分学生不仅没有各种新教法提倡的创新精神，而且没有传统教学方法奠定的扎实基础。另一方面，学生们也抱怨当今相当多的老师只会满堂灌，令人昏昏欲睡。可是数十年来您的教学效果在校内外反映都很好，请问有什么独到的经验？

我认为教师首先必须为人师表，这是共性。而各门学科特点不同，教学方法也不相同。就从我所担负的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来说，就有其独特的要求和特点。
    （1）必须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必须旗帜鲜明，绝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只有这样才会令人信服。
    （2）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首先，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例如，“文革”之初把井岗山时期朱德的扁担说成是林彪的扁担，这是不对的；反之，因林彪后期的反对毛主席和阴谋叛逃等错误，而否定他在“平型关战役”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赫赫战功，甚至连他曾被授衔为元帅也不能说，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不尊重历史事实嘛！
    其次，必须要有勇气和决心。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穿鞋子、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风行天下，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政治迫害，严重的甚至会像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同志那样，因敢于坚持真理而牺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因此，在逆境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实很不容易，必须要有超常的勇气和决心。
    （3）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首先，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根基。这就要不断地学习和更新知识。
    其次，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党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三，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充足的第一手资料，积累大量丰富的感性认识，才能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生动、具体的素材。
    （4）要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要主动摒弃“照本宣科”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遵循师生平等的原则，多采取启发式、讨论式和案例式的教学方法，并和形象、生动的多媒体课件相结合，设法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深深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5）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由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制定和执行了一些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在教学中“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下，我也作过一些错误的宣讲。千万不能因碍于“为师的脸面”，而顽固坚持错误，必须鼓起勇气，为坚持真理，敢于在学生面前承认错误。这样做不仅不会丧失教师的威信，而且会让学生更信服你。
    上述几点认识和做法，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的，到八十年代日趋成熟，才有后来良好的教学效果。
    实践证明：没有经年累月坚持不懈的耕耘，就不可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没有坚持就没有成功。
    现在中学教学改革正在全面推广深入进行，在新的社会现实条件下，贵校出现教与学不相适应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师生对课程的新内容和新教法，有一个认识、接受和整合的过程，只要敢为人先，努力探索，积极主动地在实践中解决教学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必将结出丰硕的教改成果。

我国长期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确实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独生子女的教育方面却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其中的一些表现直接导致学校管理工作出现一个新难题，就是如何动员老师担任他们最害怕也最想逃避的职位——班主任，我发现许多评优和晋级标准都有规定教师必须担任若干年的班主任，这一定是无奈的制度选择。据我了解，高校基本上都是由年轻教师出任辅导员，而您从青年到中年多次担任班主任，并因工作成绩显著多次荣获表彰，我想您一定非常愿意将所积累的经验和体会告诉后人，能否简单地作个总结？

从1960年到1989年，我担任过五个班级的班主任工作，曾被评为优秀班主任。我的体会是：要做好班主任工作，对班级学生既要有爱心、真心、诚心和耐心，又要严格要求；要发挥他们的特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切忌居高临下，处处以领导者自居，不能平等地对待学生，更不能偏爱学生。只要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师表，把学生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各项工作一丝不苟，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矛盾，就一定会得到学生的支持，把班主任工作搞好。

我知道您不仅是个优秀的班主任，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党务工作者。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党务工作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既难以开展工作，又不容易出政绩。可是您曾被评为校优秀党务工作者，能谈谈你入党的经过和党务工作的情况吗？

我的入党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我1956年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因有海外关系，没有列入建党对象。但入党是我坚定的信念和热切的渴望，是对新政治生命的强烈追求。为此，数十年间我从未动摇和灰心，不同时期先后递交了六次申请书。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个月，经过二十二年的漫长等待和党的长期考察，党组织终于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我校申报全国重点中专学校，为了加强在学生中的建党工作，我临时受命担任学生工作党支部书记职务。在担任党支部书记工作期间，我参加了由省教委主任担任主编的《中学生如何争取入党》的党课教材编写工作。我立足理论联系实际地讲授党课，耐心细致地做建党对象的工作，有针对性地狠抓党支部的建设，在先进学生中既慎重又积极地发展党员，因成绩显著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1994年，为了培养年轻人，我主动辞去政教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摆脱了繁琐的行政事务工作，终于可以潜心于我热爱的常规教学和教学研究工作了。

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文人相轻”，而各种学术团体大多数是属于松散的社团组织，许多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您曾担任过全国和福建省学术团体的负责人，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呢？

我曾有幸担任过中国职教学会政教委员会副理事长和福建省职教学会政教委员会理事长等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在这期间，我提出做好学术团体工作中应遵循的原则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办，我们办事为大家以及权力和义务的统一。
    因为学术团体是松散的社团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全体会员进行学术交流和教学研究，是纯义务性质的。因此，会员单位应遵循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全力支持研究会的工作。而作为学术团体的领导者应该为会员多办好事、多办实事。
    我在担任福建省职教学会政教委员会理事长的七年期间，组织学员交流教学经验、编写教材、参加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和出版教学期刊、论文专辑、主持全国政教学会厦门年会的召开等，做了大量繁杂的行政事务性工作，紧密团结全省会员，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各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由于工作成绩和学术成果显著，政教委员会被省职教学会评为先进单位，我也被评为先进个人。这是实行办好学术团体原则和团结全体会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学术团体的领导成员组成要以专业人员为主，必须与主管行政领导脱钩，因为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只要主管行政单位领导介入学术团体，担任有实权的领导职务，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团体的研究活动，学术团体一定会失去其活力，并陷入各种人事纷争的困境。
    我衷心拥护国务院关于“公务员不得兼任行业协会领导”的有关决定。虽然它指的是企业协会，但我从实践中体会到它对学术团体是同样适用的。

通过对自己丰富经历的简短回顾和对自己丰富经验的简短总结，此时此刻您一定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呼之欲出，因此我恳请您打开激情的闸阀，展开心灵的翅膀，尽情抒发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吧。

蓦然回首，我已走过七十年的漫漫人生路，在经历了“反右派斗争”、“拔白旗插红旗”、“高举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逆流的磨砺之后，欣喜地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灿烂阳光；在“服从国家需要”的名义下违心改行后，经过短暂的调整，我愉快地从事长达四十三年的“传道授业”的神圣事业，依靠自己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一定的成绩，多次荣获省级、校级的各种表彰，得到社会方方面面充分的肯定。一年年坚守在传承知识的黑板前，注视着不断变换的一张张年轻面孔，我不敢自夸“桃李满天下”，但是我能自豪地说“桃李遍福建”。  
    当我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在各行各业取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丰硕成果，当我利用各种机会走访人杰地灵的八闽大地，受到许许多多成为社会栋梁的校友们的热情接待和细心关照，我倍感欣慰。无论曾经多少风雨，面对默默的付出和累累的收获，我无怨无悔。
    虽然我早已告别了三尺讲台，每当百感交集地回忆这一切，尽管人生道路迂迴曲折，毕竟终于步上坦途，我怡然自得笑对黄昏，在欢乐祥和的悠闲时光中，继续谱写我生命的余晖。

2007年10月16日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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