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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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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爸爸的珠算水平是超一流的，竟然可以手脚并用，我们从小就觉得神奇。“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的数学基础一定也了得，可为什么你偏偏“弃数从文”搞文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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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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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全县珠算公开赛中荣获第一名。他的快速计数（心算）法甚至连那些操作算盘的、手按计算器的人，速度统统跟不上。其特色是以珠算的方式（大脑中永远有一块珠算算盘），进行默（心）算。专注，熟能成巧 ，进而达至超神速的境界。至于传说中的“手脚并用”我也未曾见过，谅想是人们因惊叹而神化了吧。
如你所猜想，虽然“有其父”，也未必就“有其子”（否则，诸葛亮之子也该跟随老爹流芳百世了，一笑！）但我小时候确也受了老父的熏陶，闭起眼睛（父亲的教学法），幻想脑中的算盘子（平时当然要刻苦反复练习至滚瓜烂熟），不用动手拨，也能准确计算出十位数、百位数的乘、除结果，只是速度较慢而已。记得念小学六年级，数学科吴炳辉老师经常让我在班上当其他同学的辅导员，足见我当年的数学成绩应不差（当然，最好的数学尖子，乃我的同乡、同班同学高桂林，他后来成为国光中学校长，这是后话）。可是，后来为什么我竟然“弃数从文（艺）”呢？我想，原因大抵可从二方面分析。从内在基因看(应包括母亲，这回该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了)我自小便比其他人活泼好动，善模仿。小学时，已得过演讲比赛第一名，绘声绘色，表达能力颇强；又喜爱唱歌、跳舞、演戏等各种文艺表演；从外因而言，进入初中就读母校时，深受语文教师周祖禁、学校周报负责人朱先兴老师的特别关爱和勉励，学校图书馆的丰富也令人入迷。于是，慢慢养成了勤阅读、好写作的习惯，我在母校回忆录《初中：定格了我一生的志趣》一文中幽默地写道：“……父亲以心算战胜了所有对手，但在争夺指引我本人学习的志趣方向和实践技能上，他却败在我老师的手下呀！”足见母校国光对我的健全成长和逐渐形成的志趣定格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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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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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一开始，红卫兵们把你的日记抄写成大字报贴满整条大街，当时你的心里这么想？怨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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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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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我因就读的大专俄文专业遭受“下马”返乡，一直在待业，因而暂离家乡到文溪水库建设工地当巡逻纠察队员(临时工)，每月工薪19元。由于当时我不在家，又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伊始便被“为了向上级邀功”的所在居委会治保主任陈XX，指使一批打手到我家中翻箱倒柜，抄走了一大批（叠摞起来有齐腰高）日记。于是，根据当年政治气候所需求摘略翻抄成一系列大字报，每夜张挂在当眼的十字街口供革命群众批判，定性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我这个半失业的社会青年煞有介事地冠上“前洪东街居委会文教卫生主任、前洪濑歌舞团团长、前洪濑镇业余教育委员会秘书”三顶“乌纱帽”，作“走资派”状予以“批倒斗臭”；幸在只是文字“批判”，未受人身蹂躏。那时候自己政治敏悟力并不高，只会怨恨搞事的个别人；但这种排山倒海、突如其来的冲击毕竟使我茫然失措。我想：这回完了！非但政治上成了“另类”的贱民，更担心的是今后自己的“前途”——可能得不到政府安排的一份所谓正式工作了。这事导致日后如有恶梦，便正因此而呐喊惊醒，冷汗淋漓……成了一种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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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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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你妹妹拉起一支“队伍”（红卫兵组织），那时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幻想“成功”了当大官？或者是想“复辟”“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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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 |
文革初，红卫兵组织林立，派别繁多。也同样“出身不好”，竟没有任何组织敢于接纳我参与作为一个普通成员。其时，我在命运的面前选择了“不服气”。我想，我应该趁此“表现一番”，也算是对世俗眼的一种抗争。于是，我刻意动员当年66届初中生的二妹(只因为平日喜阅连环画，二妹学龄前6岁時无师自通，曾有四幅创作性毛笔画，选入全国少儿优秀绘画作品展，其中的一幅甚至被推荐赴印度香卡参加国际展赛。)，仅我俩兄妹，奋然组成“鲁迅性格独立战斗团”。此事不久，便被一支由大约十余个高中66届生组成的“刺刀见红战斗队”，一口咬定为“反动组织”。又是针对“出身”问题看不顺眼吧，他们用醒目的绿色纸写成“喝令取缔” 的大幅标语，贴满大街小巷，直叫人一见心悸。那时候，不知是盲目或者胆大，我们竟就“合法与否”为题应战，在镇里宽敞的体育场台上与对方辩论了整整四个小时，观众不下千人。记得当时主要的理论根据是双方都尽力搬用《十六条》、毛语录、文革中各大报刊社论、中央文件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来有趣，交手中前一回刚刚用毛语录的“石”砸《十六条》的“脚”，下一仗便又以《宪法》的“矛”去戳最高指示的“盾”。一切为胜而战，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引经据典，力求雄辨。由于文革初期所谓辩论还算比较“讲理”，记得自己也似乎说得头头是道，结果竟获得台下广大听众，尤其是溪墩边那批做苦力的搬运工人的声援支持，我“战斗队”得以保留幸存。此事当年家喻户晓，盛传所谓“林智育舌战群儒”的故事不径而走，一夜间成了“新闻人物”。
我虽爱好文学艺术，但基本上是一个书呆子，对政治的感悟一直比较迟钝。然而，却也敢于在顺乎自然中进行挣扎和抗争，而且固中不忘幽默。其时，自知并非“当大官”的材料，所以压根儿不敢想到“复辟”，更谈不上“翻天”――接着反而是乖乖地“翻地”(上山下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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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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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上山下乡的时候，当时你是怎么想的？真的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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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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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末，洪濑镇动员上山下乡后的情景是惊心动魄的，本来熙熙攘攘的热闹街道顿时变得冷清而僻静。其时，二妹作为初中应届生理所当然以“知青”身份先行了；而我作为一个返乡的待业青年，本来 “有条件”可以不走，因为父亲只有我一个男孩。然而，此时适逢“清队”运动如火如荼，父亲作为有“历史问题”和“成份高”(说到底他只是因为代理旅居缅甸仰光的岳母在康美乡下的几亩薄田之租赁以及曾被人暗中登记为“国民党员”而已)，竟被列入“不在城里吃闲饭”者受勒令扫地出门，故我们一家人只好紧随他上闽西山区长汀古城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足见并非自己主观上想去的，一点也不觉得“很有必要”。最令我敬佩的是父亲在此人生关鍵时刻所表现的淡定和冷静。他不象别人那样唉声叹气或捶胸顿足，也不惋惜那些拿不走的贵重家具、瓶瓶罐罐什么的，却郑重其事地顾着去购置一套十分完整的理发工具。到了那里，自然是先拿我做理发实验，在我苦着脸稍显不快意时，他仍不气馁地照镜子理起自己的头发来。不久，父亲竟真的用这套理发工具在山区巡行谋生，在穷僻的山区维持下去。从一个优秀的专业会计人员沦为四处奔走的见习理发员，固中冷暖父亲自知。对父亲而言，也许生存的价值远高于任何一切貌似崇高的理由，他对生命永不绝望。
那时候，我脑海中想的完全是“哪一天能由国家安排上调，找到一份正式的普通工”。有一天，趁农闲时，我步行数十里崎岖山路，到县城政府专事管理知青、下放干部、移居下乡家属的“四面向办公室”，找到主任，诚恳地向其探询：“倘若我在乡下坚持表现良好，是否有朝一日也和其他‘知青’一样，同样有希望获国家安排上调？”得到的却是郑重而肯定的答复：“不可能！象你这类人唯有安心一辈子干农活了……。”我闻后顿觉脚软心凉，记不起当时是怎样一路蹭躅着茫然踏上返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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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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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出身不好”的人一般是不能当教师的。你“插队”时怎么当上教师的？你怎样教育农民的孩子？有没有说过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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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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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我“出身不好”又能“当上教师”的事，的确有点传奇。我的“教师生涯”可以说是最按部就班的；从“红儿班”(幼儿) 到小学直至初中、高中。
下放到长汀古城后，记得有一年农忙期间，生产队动员全体劳力上场，却苦于幼、少儿无人携带、照顾。于是，队里颇孚众望的会计员提议，不如由少儿小兄、姐背幼儿小弟、妹 (许多是婴儿) 集中在队部里，“叫林智育教识字、教唱歌”，工分多少就照平时的记算。于是，我便成了幼儿园的“阿姨”。后来，竟因在大队里流传了我另类保姆的“政绩”，被请到大队小学里当民办教师去了，而且每月还有16元现金的收入。虽然经济状况稍微改变了，但课余时间仍是要上山砍柴、砍毛竹、砍杉木贩卖帮补家用。有一次，当我赤膊汗流浃背地在墟场上出售一担柴火时，一位斯文人认定我的柴火够干质优，价钱也合理，于是便叫我挑起跟上；原来是到该地“最高学府”古城中学，而这人正是校长。我们一路上相谈甚欢，从其发问中我似乎预感到：这回莫非是“瘦马”遇到伯乐了。果然，故事的结局顺理成章，后来我便当了这所农村中学的民办教师整整八年，担任语文、音乐二学科之教学，工资则由每月21元慢慢升至29元，已是当时全县民办教师工薪最高者。直至七九年全省民办教师转正考核 (当年我担任高二年段语文科课程)合格并破格提薪，终于成为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所谓“国家正式职工”。不到三个月，一年前申请的旅港定居也获批准了。这一下可把以往的“祸不单行”变为“福有双至”了；甚至是“福有三至”，因为也是这一年，我才讨了老婆呀！阿门！
该庆幸的是我在苦难生活中，对教育农民的孩子仍是付出真情的。相对地说，我认为山区的孩子还是比较纯朴、可爱的。当然，也有个別俏皮的，特別是当时受文革后遗症影响，部份学生有厌学和散漫的现象。回忆起来我对学生的教育是“以情感人”多于严肃说教，我很少采用责罚，而是诚恳家访，个别辅导，亲切地与他们打成一片。许多学生至今仍与我保持联系。20年后我当班主任兼教其语文科的山区孩子居然是该县教育局局长、县一中、二中的校长……(当然还有更出色的学生)。
我有没有对他们说过违心话？现在想来，客观上一定有。特别是课堂上的空话和大话，套话与废话，鉴于“政治气候”所需，想来可笑！人人现在都应该扪心自问，承受历史教训，要象巴金老人那样认真诚实地自责。但是，我要说，正是十年的民办教师生涯，令我的整个人生多少闪现出一些亮光，藉以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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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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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生活最困难、内心最痛苦的那些日子里，你想过后来会来到香港甚至就在香港发展事业吗？当你第一次踏上罗湖桥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有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命运改变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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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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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道路总是坎坷的多，我生活上最困难、内心最痛苦的也正是被迫上山下乡的头二年。那时候，因为分配的口粮不足，总是吃不饱。记得每顿饭都是由母亲按家中各人具体情况 （如体力，要出工，要上山干重活）盛上多少；每次吃完饭都会想“要能吃多些就好了”的生理欲望。当然，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看不到希望”（如前所述，县“四面办”的答复是“永远在农村”、“永远没可能上调安排工作”）。年近不惑，而仍旧孑然一身，父母亲也常常为我的婚事无着感到焦虑忧心。一个当年在山区任教的同生产队人，廿年后给我的信中回忆说：“……每当从您的歌声中，我听出您的寂寞和痛苦的心情。看到您戴着近视眼镜去乌仙栋（地名）扛木头，看到您春季挑禾秧、夏季挑完粮的谷子，一脚深一脚浅的走着……祖国啊！你为什么要埋没这些人材？”那时候，我的确什么都干，除了砍柴，砍毛竹，更艰难是烧炭。那是一种重活，满山遍野去砍伐大量木头，然后放到深挖的洞穴里燃烧，“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烧好了炭就走羊肠小道(因为如被抓到会有“投机倒把”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挑往江西去卖，帮补家计。在那个艰难的日子里，确也没有想过“后来会到香港”寻觅出路。然而，命运有时在冥冥之中也会出现奇妙。有一次我返回故乡洪濑镇，在街上遇到戴建国校友，他悻悻地说：“你干嘛还留在长汀？为什么不申请去香港定居？”（其时他已经旅居香港了）。他一句话点醒了迷茫中的我，怎么沒想到我的伯、叔父均旅居在印尼，符合条件编造什么“有财产在港”的理由申请呀！其后，幸好也是一个居港好友不断为我寄来编造的所谓证件、资料，一年后便获得核准了。
八O年阳光三月，我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罗湖桥，满以为从此完全脱离贫困，走向“致富发达”之道，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街道上轻松地拾银币(其实我在香港举目无任何亲人，一切全靠好友)。岂料踏入香港后一干就是打了四年的制衣厂杂工、包装工，被大字不识一箩的工头不断地谩骂我“赣居居”（粤语，即傻乎乎难调教的意思）。当然，后来也做了点小生意，搞了点事业，先后创办森森企业公司、盈捷国际家私有限公司，目前身为亮伟鞋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首席顾问，退而小休，仍在工作。
说来有点“不长进”，我定居香港后第一次返乡要做的“最重要”事情，只是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信，去追访查问一个我少年时期在厦门求学时曾资助我“五元钱”的大朋友王家碧这件事。我的想法是如果命运能改变，从亲人到朋友，从朋友至社会……循序渐进地去做自己力能所及的事情，予以回馈。一步一个脚印，我终于实事求是地为出生地玉湖村、成长地洪濑街及堪称“第二故乡”的长汀古城中学以至下放所在地杨梅排村落做了一些经济上、文化上的奉献，诚如参予捐款修乡村公路、筑造生产队的“社公桥”、为卫生院添砖加瓦、创建整个长汀县农村中学中藏书最丰的“智育书室”……堪以自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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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母校”不止一个国光中学，可你经常说对你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国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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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年近古稀的我仍然象孩子般乐天诙谐，无怨无悔；仍是喜欢唱歌、跳舞（特别是年青人所爱好的劲舞）、写文章。说得郑重点，我的大半生至今仍忠诚地固守着作为一个文学和艺术的爱好者，这都是因为就读初中时，在母校国光中学形成的——她，定格了我一生的志趣。
说起国光中学，就象向别人深情地诉说自己母亲的种种好处啊！多么优美的学习环境，多么丰盛的图书馆藏书。然而，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有那些优秀而辛勤的老师们！我的喜爱文学，似乎是从初一语文科任周祖禁老师对我一篇作文的公开评讲开始，直至以一介初中生身份担任《国光周报》编委；我的喜欢唱歌，也许是因为林肇老师在班里常常指定我引吭领唱；我对肢体语言的领悟，我的善于舞蹈，可能是因为王菲岛老师“慧眼识英雄”，把我编入学校舞蹈表演队培养……。天空任飞翔，海阔可游弋，而路宽则随意驰骋。国光母校确实比同时期的其他学校，给我们提供更加宽广的天地；更能激发我们内在基因的潜力。当然，幸运的是我当年就读其中呀！我后来任中学教员，教授的并非是我大专时期修读的俄语专业，而是高中语文和初中的音乐课；我后来担任歌舞团团长率团四方巡演，事迹已载入《洪濑镇志》；也仍可以在香港大会堂参与音乐剧演出；在香港，我主编、执编或参编不下四、五种社团刊物，曾执行编辑缅怀母校国光中学的回忆录《思源》、《涌泉》两部书；我满怀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创作了已为海内外国光校友接纳传唱的《国光中学校友之歌》歌词……这一切正是在母校国光中学初中时所奠定的爱好和基础，是母校的启迪和教导，才使我日后学会了生存的技能和多方面的生活情趣。
亲爱的国光母校，教我如何不想念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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