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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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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马来西亚出生，归国时是什么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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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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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0岁跟着父亲回国时还小。当时陈嘉庚先生向李光前力荐我父亲李五香回国主持办学。父亲为了民族利益，毅然放弃优裕的生活，举家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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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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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福建读书时情况如何？搞文学要有一定的天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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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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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李光前先生创办的福建国专小学、国光中学读书。中学时我在校《国光周报》担任记者。我们还自发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取名为“松竹友”。我的诗文经常获得学校征文比赛奖。那是我搞文学的萌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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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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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暨南大学期间有没有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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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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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少。大学期间主要学习文艺理论。中文系的领导经常邀请学问渊博的名家来讲课，为我们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以后我靠自己多读多写，慢慢地写出了眉目。我非常怀念大学时期的生活，对曾敏之先生等从心底有一种感恩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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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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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到香港教书待遇怎样？初到香港可以用“艰难”注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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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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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陆的学位不被香港人承认，找工作非常难。后经人介绍，到左派育华中学教书。要创业、买房子、4个孩子读书，薪水不够用，我就打三份工。生活逐渐稳定了，子女相继长大成材，太太又特别支持,我才有时间和精力从容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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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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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您发表在《星岛日报》的《郁达夫的红颜知己——王映霞》一文，能否算是大器晚成的龙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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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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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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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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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加机遇造就人。您和郁达夫前妻王映霞女士是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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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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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我读郁达夫的作品，经饶芃子老师指点，埋下了研究的欲望。1987年初，我贸然给王映霞女士写了封信，王女士辗转收到。此后往来书信259封，期间我又专程登门拜见。她对我研究郁达夫提供了不少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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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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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以王映霞赴台为素材的《海峡两岸一家亲》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获奖，殊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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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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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爱中华”征文比赛。王映霞赴台访问，我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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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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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历史。您认为研究郁达夫有什么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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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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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是中国文学名人，这项研究有助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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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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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未解难题或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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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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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死因只凭一个日本人说，证据单薄，不足以信。对他作品的研究也还有分歧。过去对他的评价不一：以前全面否定，现在又全面肯定，有人把郁达夫说得比鲁迅、郭沫若还高，这不合适。我不同意一阵风的做法。还历史以公正，应该不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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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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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香港创办了郁达夫研究会并担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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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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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2006年我两次到富阳参加《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开阔了眼界，研究心路有一种质的飞跃。我先后发表了23篇10多万字论述文章，集成专著《郁达夫研究》，在2001年6月出版。香港有不少郁达夫研究专家及其作品爱好者，天时、地利、人和，成立研究会势在必然。2006年8月郁达夫的孙子郁俊峰带领富阳电视台赴港拍摄郁达夫早年在港行踪，特意访问了我。该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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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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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海峡两岸加强交流还有什么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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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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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海峡两岸交流受阻，我为台湾的报刊杂志撰写文章介绍祖国大陆，大约有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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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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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的一些刊物时常登载您的文章，中国现代文学馆还收藏了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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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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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等校刊及其他报刊读物都有选登。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越来越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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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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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快节奏的商业社会中，您潜心创作、钟情收藏名家墨宝，传递了一种信息：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爱。季羡林先生为您的《翰墨情缘》题写的书名，可谓国宝与墨宝交相辉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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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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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北京参加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期间，正逢北大百年校庆，在郝斌副校长引荐下，我拜访了季老，先生欣然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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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柯蓝先生为《翰墨情缘》的出版写了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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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我的鼓励。加入中国散文诗学会后，与柯老相识。他还为《李远荣评论集》写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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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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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散文诗两次获奖，真是出手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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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是感情的载体，责任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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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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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前传》的出版和再版，效应可不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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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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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6日，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设宴接见我，鼓励我写《李光前传》。1993年，《橡胶大王李光前》在《集美校友》发表，并被我的母校暨南大学出版的《儒商列传》收入；1996年4月我完成了10多万字的《李光前传》，1997年在暨大出版了；1998年香港名流出版社又出版了精装本，该书名列本年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十大畅销书之一；2003年李光前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暨大在6月份举办了“李远荣《李光前传》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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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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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非典型肺炎”肆虐，举办研讨会的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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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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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感谢母校，感谢筹备和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以及朋友们。新加坡、匈牙利、斐济等60多位海内外人士不顾“非典”的威胁，冒着狂风暴雨出席会议。暨大副校长贾益民参加会议并讲话。大会授予我“儒商文学奖”。会后出版了《〈李光前〉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电视台、广州电视台、香港无线电视台播放了会议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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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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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您！您对香港文学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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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1960年以后，国内来港的知识分子带动、推进了香港文学。以前有人认为香港是文化的沙漠，改革开放以后，研究港台文学的人多起来了，这又是一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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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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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熏陶不同，商业社会特征明显，香港文学有它自身的特点。您的文章历史与现实结合，可读性、适应性很强，令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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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赞赏。香港人喜欢直截了当的文章。我趋向直接、通俗，可能对文章的结构、严密性考虑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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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提到您的文艺思想和艺术特色，应该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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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文章的宗旨是爱国主义。所有的文章里贯穿一条：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我从小秉承父亲的教诲：每个人有自己的志趣，不能强求，但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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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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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个人的成果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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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其自然。我对名利看得很淡。辛辛苦苦洒下了汗水，有收获就行。能有今天的成绩，是别人给我的荣誉，也是我勤奋的结果。香港话叫“日子有功”，就是说长年累月，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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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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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从事文学20年，在海内外发表文章600多万字，出版了18本专著，用“溪流因坎坷而高歌”来概括很恰当。今后在文学上的想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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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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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本书是“李氏基金会”赞助的，我特别感谢。文学活动早已成为我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反思、总结、提高的基础上，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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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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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写文章的勇气，在与汪静之先生的书信中我已感到。当年汪先生聘您为《湖畔诗社》理事，好象是起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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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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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文学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各种头衔接连而至。目前我担任香港作家联会副秘书长等36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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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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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学，您还有什么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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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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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爱好文体活动，曾获得南安县撑杆跳高冠军。我还喜欢唱歌、跳舞，话剧、歌剧都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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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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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声音浑厚，有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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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关牧村合唱时，她也说我唱得好。其实只是应付一般的社交场合。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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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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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为您题写的“远行万里 荣耀千载”很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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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芯芯2008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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