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六十七章 厦门

　　厦门岛相传远古时为白鹭栖息之地，故又称“鹭岛”。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置同安县，属晋安郡，不久裁撤，并入南安县，直到600多年后才再次设县建制：闽国933年龙启元年时升为同安县，再次设县，属泉州。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析南安县西南部置大同场，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王潮克泉州为刺史，至公元947年，南唐灭闽国，同安地为王潮和闽国治地，历时61年。王潮、王审知兄弟先后为威武军节度使，同安为其治地，闽国开平元年（公元909年），王审知为闽王，立闽国，都福州，大同场为其辖地。公元949年，南唐升泉州为清源军（辖今泉州、莆田、漳州）。公元963年，宋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以陈洪进为节度使，同安县属平海军。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陈洪进纳土于宋，同安县始随平海军纳入宋土。同年，宋复平海军为泉州。宋属平海军、泉州。元属泉州路。明属泉州府。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始筑“厦门城”——意寓国家大厦之门，“厦门”之名自此列入史册。

　　清廷攻下台湾的次年（公元1684年），颁令开海贸易，开放厦门、广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口岸。厦门作为福建唯一开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贸易，需由厦门出口。早在明代嘉万年间，厦门已成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为郑芝龙发迹的大本营。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狭水浅，只是在海禁时期大港被禁后才成为走私贸易中心。厦门港阔水深，位于漳泉地区中心，海禁开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渐汇集于厦门。在郑成功时代，厦门已是沿海对外贸易中心。在清代前期开海贸易之初，厦门海外贸易繁盛程度一度领先于广州等城市，直至鸦片战争前，闽南商人仍保持主导海外商贸网络的局面。

　　当时的一位外国人如此评述遍布中国南北方各港口和东南亚重要商埠的闽南商人：“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象厦门那样聚集了许多有钱能干的商人，他们分散在中国沿海各地，并且在东印度群岛的许多地方开设商号。被人称为‘青头船’的帆船，大多数是厦门商人的船只。” 也诚如《厦门志》所载：“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返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为活计者以万计”。

　　以厦门为基地的闽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各港口的闽南籍商贸网络和移民；三是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见图67-1

图67-1 乾隆版《鹭江志》收录的厦门全图

　　清朝重新开放海外贸易，厦门被定为作为往南洋贸易的官方发舶中心，广东澳门则定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之地。但朝廷也特许西班牙船来厦，可能因为西班牙船带来的是中国紧缺的白银。清朝似乎并无严禁外国船来厦门贸易，清代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来厦门交易。到清代中期，广东方面也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厦门独享发舶南洋的特权不复存在。

　　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对巩固和扩展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中的领先地位意义重大。闽南地狭人稠，无广阔经济腹地，物产有限，且与中国内地交通不便，成为中国沿海贸易中心的物资条件远逊于山东半岛、江浙与两广。明中期以后闽南人开始主导海外贸易，直至郑氏时代闽南人独步海上贸易，实在是一系列因缘际会所致，所凭借的是闽南人无畏的冒险、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闽南偏远地理位置，在朝廷对中国私商海外贸易的普遍压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

　　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发展机遇一样，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使海禁开放以后，闽南商人能掌控发展海外贸易和对外移民的先机，东南亚诸港，如“葛拉巴、三宝垄、实力、马辰、哧仔、暹罗、柔佛、六昆、宋居唠、丁家卢、宿务、苏禄、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都充斥着闽南商贩。

　　公元18世纪以后，广东、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开始活跃于东南亚各地。潮州人与闽南人都被称为“福佬”，是卓有声望的造船工匠，他们将其造船行当扩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罗的阿瑜陀耶港。到公元18世纪中期，潮州人开始以削价为手段与闽南人竞争，在中暹大米贸易方面开始取代闽南人。1757年，清朝实行广州一口贸易制度，所有外国商船仅许在广州停泊交易，清初常来厦门贸易的番船不得再抵厦门。由于欧洲船能运来大量白银，不能在厦门与欧洲商船交易对厦门海商是较大损失。无论如何，直到18世纪中期，从厦门出洋的船舶还大大多于广州，而当时广州的贸易规模、人口数量、在中国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厦门。

　　中国帆船从厦门发舶，也使早已地狭民稠的闽南向东南亚移民活动远较其他沿海省份便利。欧洲人在东南亚开辟殖民地需要大批劳力，东南亚华商网络的扩大也需大量的辅助人员，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帆船是东南沿海人们移民海外的主要运输工具。因此，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官定发舶地，就使闽南海外移民在清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直到清代中期，到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仍是闽南人居多。

　　雍正5年（公元1727年）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中提到：“查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部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

　　广东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活动似在清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进行。直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契约华工移民开始以前，除暹罗以外，南洋各主要商埠的华人都是闽南人占多数。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迅速扩大和产业的发展，则不但使华商网络在海外拥有稳定的辅助服务和所需的人力补充，而且海外华人社区成为华商网络的市场、货源和商品生产和加工地。华商与移民良性互动，华商网络从商贸向产业、从沿海向内陆渗透。到19世纪初，华商网络的范围比17世纪中叶更广，基础更深，经济实力更强。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即使不倚赖大陆的市场和商品，海外华商网络仍能存活。

　　从明后期闽南海商开始主导海上华商网络到郑氏集团建立海上帝国，奠定了闽南海商在海外的优势地位，这种地位在清初又因厦门成为中国发舶地而得到加强，使闽南商贩和移民遍布东南亚各要埠，海外华埠的扩大使华人移民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更多，从而吸引更多的闽南商贩和移民加入。因此，尽管清代以来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福建，18世纪中期以降，广东的海外贸易也远盛过闽南，广州港更非厦门港可比拟，但闽南人仍能依托海外闽南籍移民群体和商家主导海外华商经贸网络。巴达维亚是荷属印尼的商贸中心，其历代华人甲必丹和大华商绝大多数是闽南籍人。越南的重要商埠会安的华人商家早期也以闽南人为多：“会安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见图67-2

图67-2 1843年西洋画《厦门城入口处》

　　19世纪前期，暹罗华人尽管是潮州籍者占绝大多数，但他们大多从事种植业，闽南的同安人则从事航运业和商贸。马来半岛各商埠华商历来是闽南人为主，新加坡开港后，仍是闽南人主导华埠商贸。从16世纪末以来，菲律宾华人是东南亚各地华人中唯一几乎仅从事商贩活动的群体，而菲律宾华人几乎都是闽南人。到19世纪中期，东南亚华人约150万人，粤籍者约90万。尽管东南亚的广东人已远超过闽南人，但东南亚华商网络为闽南人所主导应无疑义。

　　直到20世纪中期，闽南籍华人在商贸领域仍是独占鳖头。因此，虽然西洋人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以后，华商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不复存在，但由于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海外华商网络仍可存活和发展，而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的优势地位，亦能维持至今。

　　闽南海商长期经营南北航运交通和商贩贸易，也可能由于郑氏时代陆上五大商贸网络的存留，清代闽南海商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贸活动仍相当活跃。浙江温州府“闽浙商贾丛集之地，烟户繁多”，温州府平阳县至今还通行闽南语。宁波、舟山历来是闽南海舶经营对日贸易的中转和进货之地，汇集大批闽南商人水手。

　　康熙年间上海港兴起后，吸引众多闽南海商贾舶前往，仅在康熙年间，就有12艘闽台商船到上海运生丝到日本。据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辑的泉漳会馆碑铭记载，乾隆年间，上海兴建的泉漳会馆“规模之宏大、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苏州多闽籍豪商，“自阊门至枫桥，多闽中海贾，各饰郡邸，时节张灯陈百戏，过从宴犒，艳服以财相炫。”

　　广东澳门与闽南渊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来的走私贸易以漳州人最为活跃，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也较深，葡萄牙人在澳门开港后，闽南商人就云集澳门。明朝末年给事中卢兆曾上奏：“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郑芝龙早年随其在澳门经商的母舅黄程到澳门，学习葡萄牙语并担任通事。

　　从明末到19世纪中期，闽南籍人在澳门一直很活跃。从澳门到广州的广东十三行行商之一谢东裕，其祖籍就是闽南诏安。在广州的闽南籍商人地位更为显赫。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实施以后，闽南商人资本与生意也随之部分转移到广州。乾嘉年间广东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叶义成（义成行）、潘丽泉（丽泉行）、谢东裕（东裕行）、黎资元（资元行）各俱闽籍，刘东生为徽籍，卢广利、梁天宝、易服泰、关福隆、黎届成为粤籍，闽籍行商全属漳泉商人。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一跃成为中国最大贸易港，也有一部分闽籍商人从广州和福建到上海，继续经营其对外贸易事业。

　　闽南商人的国内贸易网络除表现在覆盖地域的广阔性以外，还表现在于行业网络优势乃至行业垄断性。如在18世纪的外销茶贸易上，闽南商人虽非产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销茶集散地的广州为基地，却能仅以其在国内外贸易网络中的优势地位，组成外销茶叶生产、加工、贩运、销售的一条龙网络，主导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最为有利可图的国际茶叶贸易。

　　18世纪初风靡欧洲的闽北武夷茶，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几占中国外销茶叶货值的一半，是当时中外贸易的核心商品，组织闽北武夷茶的种植和加工，是来自闽南的商人。他们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种茶，从闽南招募茶师，开设条厂，加工茶叶，再将茶叶贩运到广州，与垄断广州出口贸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卖给前来广州的洋商运往欧美。而广州行商多半是闽南籍。闽南商人或将茶叶直接运往巴达维亚与当地华商交易，再由荷兰商人运往欧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绝大多数是闽南籍者。

　　闽南人在国内、尤其是东南沿海组构的贸易网络，是其海外贸易网络的支柱。尤其在18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尚未当地化以前，海外华商网络尚需依托中国商品、中国市场和中国帆船，因此，闽南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和移民网络就更显重要。见图67-3

图67-3 厦门沙坡尾避风坞

　　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对闽南人的海贸活动也不无裨益。厦门作为17世纪末以后近百年内唯一和台湾对渡的港口和远东水域重要的贸易港之一，是台湾货物国际流通的转运港。1684年以后，台湾主要通过与厦门的对渡进行国际和国内贸易，台湾经济主要支柱米和糖成为当时远东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通过与厦门的贸易，推动台湾农业经济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也对经营台湾产品的闽南商人扩展海外贸易起了重要作用。

　　厦门商船长期经营大陆、台湾、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转口贸易，尤其是在17-18世纪国际市场热销的台糖运到厦门，对厦门的海外贸易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台湾经济的发展为闽南人移民台湾扩大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对闽南移民而言，移居台湾与移居东南亚并无本质的不同。尽管19世纪后期以前，清朝严厉限制移民台湾：凡欲渡台者需给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审批；渡台者一律不许带家眷；粤地为海盗渊薮，粤人不许渡台（此条后来取消）。但直到1789年设官渡以前，闽南人偷渡台湾者一直络绎于途，是移民台湾的主要方式之一。

　　到19世纪初，台湾人口已达200万。在1884年设省以前，台湾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辖，居民也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及其后裔，区域文化特色与闽南无异，是闽南人社会在海外的延伸。台湾成为闽南人主导的社会后，闽南人海外商贸活动应是如虎添翼，形成更大规模的闽南方言群体。

　　闽南海商精于理财且善于学习和模仿，无论是漳州籍海商李锦或泉州籍海商郑芝龙，可能都是那个时代最早学习西方语言（葡萄牙语、荷兰语）和东西方贸易知识的华商。因此，欧洲人东来以后，较早与欧洲人接触的闽南人就能先期把握商机。闽南人在重商逐利中表现出的一往无前气势，可近似赌徒的“搏杀”精神，向来不为中国传统的推崇士农、鄙视工商的儒家观念所囿，而是“以业文为不赀，以航海为恒产”。

　　然而，闽南海商又极其重视传统的宗族和乡土纽带，惟有依靠这种纽带，才能在风波险恶、举步维艰的海贸和移民生涯中互相扶持，进而凝聚成群体。诚如吴振强博士所言，华人在东南亚的贸易网络组织松散，基于血缘、地缘纽带结合而相互协作。17-19世纪东南亚闽南华商也是在更密切的宗亲、同乡、语言的基础上组合，形成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实力。

　　宗乡观念是中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亲情文化，而宗族和乡土观念是家庭观念的扩大，是亲情文化的主要内容。闽南人的亲情文化尤为强烈，尤其是移民海外者，其聚合多求诉于宗亲和乡土纽带。然而，这种聚合常演成善结私情而淡漠公义，以血缘、地缘亲疏分野认同，倾心小集团利益而常罔顾大社会福祉。

　　闽南人重商工务实利，加上移民固有的冒险心态和短期行为意识，使他们精于实利算计而疏于政治文化建构，乐于求神问卦而懒得修身养性，逐利时勇于赴汤蹈火，萍聚乌合之众，公战时不惜临阵脱逃，顷刻鸟兽星散。在西洋人大规模杀戮华商时（如马尼拉华商五次被屠，1740年荷兰人扑杀巴城华人），全然无有组织的抵抗。

　　宗亲、乡土观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凝聚力，中华文化中的血缘、地缘观念至今仍是世界华人相互联系与合作的重要纽带，但在此基础上却难以发展成为凝聚全民的政治理念，也就无法形成更广泛基础上的共识和紧密的组织形式，更遑论产生能一呼百应的有较高政治智慧的领导者。闽南籍英豪，无论是海上袅雄（如郑芝龙）、富商巨贾（如陈嘉庚）、或各地甲必丹（如苏鸣岗、连富光）等，多依托宗亲、同乡社会网络活动，唯一的异数是郑成功，但其不屈不饶的反清复明理念仍常被其闽南部属存疑。至于东南亚各地商贩，则多始终仰殖民强权鼻息行事。因此，尽管闽南人能主导东南亚华商网络，却总是依附于欧洲贸易网络，在西方殖民政权下讨生活。

　　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宋元时期。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成为中国走私贸易的中坚。郑氏海上帝国时期是海外华商网络的黄金时代，以泉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掌控了北起日本、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台湾、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华商网络。从清代前期到鸦片战争前夕，闽南人一直主导着海外华商网络，其影响力至今犹在。闽南人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主观因素是其无畏的冒险、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而在中国朝廷对海外私商贸易的普遍压制时期，闽南人又利用其偏远地理位置而觅得狭缝，能利用一系列因缘机遇发展海外贸易，组构海外商贸网络。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等，都是闽南人独特的发展机遇，从而使闽南人在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组构海外商贸网络等活动中占有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