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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全面否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但是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绝不容抹杀，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主席仍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的运动，有几件印象深刻的情景又再次浮现出来。下面就来回忆一下我在文革中亲自参与和经历的几件事情。 （一）莫名其妙当“司令”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势迅猛，很快在全国轰轰烈烈发展起来。在这场运动中，谁都要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并积极参加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当时我在邵武县人民银行大埠岗营业所任会计员，我们单位和信用社的职工成立了“行社红卫兵红旗战斗队”，大家选我当队长。大埠岗公社社直单位成立“社直单位红卫兵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各大队和公社机关都相继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当时公社党政领导机构已瘫痪，一切工作由公社武装部负责。为了把公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武装部认为有必要在公社成立一个造反派最高组识，以统一布署、指挥运动。因此，武装部牵头筹划成立事宜，决定由各大队和公社机关、社直单位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大埠岗公社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司令部”设司令1人、副司令1人、委员若干人，同时研究了候选人。筹划结束后马上召开会议，由公社机关、社直单位及各大队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参加会议，并特意通知我参加（当时我不是“社直单位红卫兵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会上武装部傅以唐部长将会议内容作了说明，决定成立“大埠岗公社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并对“司令部”组成人员的候选人进行表决，当宣读“司令”的候选人为陈培元时，我以为读错了，立即举手说：“错了，错了。”“没有错，就是你。”当时我自问：“怎么回事？”表决结果，选我当“司令”，我一头雾水，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会选我当“司令”？我整天上班工作，很少与人交往，没有群众基础，而且从未见过大世面，缺乏社会经验，怎能当“司令”？其疑团无法解开。后来经了解才知道内情，原来是公社机关和大埠岗大队的造反派中有两派，在讨论“司令”人选时，两派都想当“司令”，互不相让。经调解最后两派同意选社直单位的人，选来选去选到我，因两派都认为我是个实实在在、不偏不倚、可以利用的人。选举后，公社党委高海棠副书记找我谈话，劝我承认事实，勇敢面对，当好“司令”，我无可奈何。 选举“司令部”领导班子后的第三天，在公社礼堂召开“大埠岗公社革命造反派司令部”成立大会，大会主持人说明了筹划和成立“司令部”的主要情况及“司令部”组成人员，并宣布“大埠岗公社革命造反派司令部”正式成立，会场上的造反派热烈鼓掌，高喊革命口号。接着我上台讲话，主要内容是：一是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发展趋势和重大意义。红卫兵的由来，在文革中的作用；二是红卫兵造反派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立场坚定，始终忠于毛主席，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三是红卫兵造反派要造谁的反，如何造反；要革谁的命，如何革命等。会上公社武装部傅部长和公社党委高副书记也发表讲话，对成立“司令部”表示祝贺。会后第二天，高副书记找到我，称赞我在成立大会上讲话的内容很好，大家反响热烈。我谦虚地说：“讲得不好，请多指教。”其实那些内容都是从报纸上摘录下来加以发挥的。 （二）巧妙平息一场“政治风波” “大埠岗公社革命造反派司令部”成立后不久，由邵武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林克同志率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埠岗公社宣传演出。在公社礼堂演出的那天晚上，我因患感冒身体不适没有前往观看。演出结束后，我单位一位同事回来后向我讲述了演出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他描述说，宣传队一位女队员出场演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在演唱时她的声音有些嘶哑，有时还会跑调，立即引起观众的议论。歌曲未唱完，观众中一位造反派大声高喊：“别唱了！那么难听的声调，对毛主席没有感情，是有意反对毛主席，把她拉下台！”马上引发一片呐喊声：“把她拉下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场一时乱哄哄。宣传队一位负责人出来解释，称这位女队员因患感冒声音不好，请大家谅解。造反派却不依不饶，认为感冒是借口。这时公社武装部傅部长上台讲话：“这件事情在这里一时解决不了，建议造反派派几名代表于明天上午到公社会议室讨论解决。”造反派同意。宣传演出继续进行。 第二天上午公社会议室召开会议，主要是解决处理昨晚宣传演出中发生的事件，正式开会前，公社武装部傅部长提议请公社造反派司令部负责人陈培元参加会议，大家同意，并请公社高副书记到我单位请我。高副书记到我单位时，我正在上班，他把昨天晚上宣传演出中发生的事情简要说了一下，并请我出面到公社一起解决处理这件事。当时我在心里犯嘀咕，感到棘手，但同意去看看，并随同他到了公社。走进会议室，里面气氛显得紧张严肃，公社武装部傅部长招呼我坐下，并介绍参会人员，其中有宣传队的林克政委及干事林文灯、宣传队负责人、当事女队员及其他队员，造反派有五位代表。接着他说明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昨晚宣传演出中发生的事情，同时请我讲话。我说，昨晚我身体不适没有前去观看演出，详细情况不清楚，请双方把情况和意见汇报一下。听了双方的汇报，我认为这既是大事，也是小事。说是大事，是因为在文革运动的浪潮中，谁对毛主席有丝毫的不敬重，就可以将谁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说是小事，是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女队员患感冒，唱歌没有唱好，没必要上纲上线。对这件事我还有一个猜测，有可能是个别造反派有意找茬，但这仅仅是猜测和可能，必须谨慎妥善处理这件事，使双方都满意。我想了想发表见解：“邵武县人武部林政委率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大埠岗公社宣传演出，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在昨晚的宣传演出中，观众中的造反派对一位女队员的演唱表示不满，说明造反派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捍卫毛主席权威的勇气，这种造反精神应该肯定。宣传队的这位女队员因患感冒，唱歌声音不大好，但她带病坚持上台演唱，用歌声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精神可嘉！希望造反派给予谅解，也希望这位女队员保重身体，放下包袱，更加积极地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同时对造反派的造反精神能够理解。我就讲这些，有讲错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我讲完后，造反派一位代表发言，表示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并对这位女队员表示谅解。接着这位女队员站起来抽泣着说：“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宽容，今后我会更加认真地唱好歌。”县人武部林政委也发表讲话，他首先感谢“陈司令”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同时感谢造反派对这位女队员的谅解。第一次听到“陈司令”这个称呼，我受宠若惊，又感动，又别扭。自从当上“司令”以来并没有展现出“司令”的魄力和威风，所以人家都不叫我“陈司令”。其实我从来不喜欢人家对我任职的称谓，例如我在单位任会计员，有些人来办理业务时会叫我“陈会计”，我都好意的劝他叫我“老陈或小陈”。林政委讲完后，公社武装部长接着讲话，称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圆满地处理好昨晚发生的事情，希望造反派与宣传队保持友好，希望林政委再次率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我公社宣传演出。讲完后造反派主动与宣传队人员一一握手，表示友好。当天下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返回县城，我也来送行。县人武部的林干事对我说：“林政委非常感谢你巧妙地平息这场风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有什么事情请联系我们。”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和评价！” （三）退出“司令部” “大埠岗公社革命造反派司令部”是全公社造反派的最高组织，应该对造反行动有所表现。对此，“司令部”要求各大队造反派和社直单位造反派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开展造反行动，在行动中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来，同时要抓革命促生产。而由“司令部”亲自组织造反行动的重点目标主要是公社当权派（党委书记、社长）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但是对这二个造反目标在“司令部”内部的意见不统一，有些人认为公社当权派如果是走资派就可以批斗，但现在还拿不出他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不能盲目批斗；而公社范围内的牛鬼蛇神也看不出有兴风作浪，反攻倒算的言行，如何对其批斗？我赞同这种意见。但另外也有一些人因受社会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股思潮的影响，认为公社当权派是不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有没有新动向，都可以批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由于意见不统一，我要求大家分头去搜集有关资料再作决定。 公社机关造反派和大埠岗大队造反派，对我不组织批斗公社当权派，对造反行动无所作为很有意见，认为“司令”已无可利用价值，决定独自行动。主要有三次行动：⑴公社机关造反派组织一次批斗公社党委书记大会，参加批斗会的只有20多人，批斗的内容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⑵公社机关造反派和大埠岗大队造反派联手以“大埠岗公社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的名义到邵武县城揪出县委书记押来大埠岗公社接受批斗。当他们押送县委书记来到大埠岗村头粮站门前的广场时，我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那里，看到20多个造反派列成一队，前面站着县委书记，他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县委书记走资派”。有一个造反派手里抓着一条活蛇在县委书记的脖子上绕着，书记被惊吓得发抖，在场的造反派都发出得意的笑声。如此侮辱行为，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大声喝道：“把蛇拿掉！”他们立刻拿掉那条蛇。接着造反派高喊口号，“打倒县委书记走资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然后把县委书记押到公社一个小房间，实行禁闭。当天晚上在公社礼堂召开批斗大会，县委书记脖子上挂着牌子跪在台上，旁边有公社党委书记陪斗。批斗开始，主持人下令县委书记作深刻检查，他作了一般性检查，未能达到造反派的要求，台下造反派愤怒地高呼口号“打倒县委书记！”“打死他！”……。有人起来检举揭发他反对红卫兵，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不承认，台下又是一片口号声。批斗会持续一个多小时宣布散会。⑶有一天公社门口的街上有一帮人敲锣打鼓，原来是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共有七个人，其中有的戴高帽，有的挂黑牌，有的涂黑手，有的画鬼脸，有的敲锣，有的打鼓，从街头游到街尾，然后在公社门口站成一排示众，他们中间有一个涂黑手的是公社干部，姓傅，为何涂黑手游街示众？原因是有一天晚上公社开会，突然电灯不亮，通讯员拿来蜡烛点上继续开会，因会议室昏暗，傅某某随口说了一声“我们开黑会”，结果被批斗。这次游街示众特意将他涂黑手。 公社当权派没有真正被打倒，只是“靠边站”，公社机关和大埠岗大队的一些造反派认为是我有意保护当权派，认定我是保皇派，公然将挂在公社大门边上那块“大埠岗公社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的牌子篡改为“大埠岗公社保皇司令部”，我不予理睬。过了二天，甚至将那块篡改的牌子放到我单位的大门边。好多人看了都说欺人太甚，非常气愤，纷纷劝我进行反击，我对他们说：“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极少数人肯定是捞不到半根稻草的，别理他们，不要上当。”话是这么说，其实我都在思索对策。之所以一再忍耐，是要克制冲动，以免双方发生冲突引发大乱。当时，在邵武县城，许多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间不断发生“文攻”和“武斗”，局势大乱，并有向乡村蔓延的迹象。为了不让县城的大乱影响到大埠岗公社，我对公社整个局势作了分析，并研究对策。根据情况分析，公社的局势是比较稳定的，但别小看反对我的那少数造反派的能量，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与这些人的关系须认真对待，妥善处理，若是处理不好，有可能使“司令部”发生分裂，引起大乱，其后果不堪设想。经再三考虑，为顾全大局，我决定退出“司令部”，以消除与他们的对立，并书写声明贴在大街上。第二天，召开“司令部”会议，会上我简要地总结了大埠岗公社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我们没有打、砸、抢、抄，没有发生武斗，农村生产没有停顿，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照常，学校仍然上课，整体局势是稳定的。但是当前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明我们在某些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我要担负主要责任。由于我每天都要在单位上班，不能专心考虑“司令部”的活动，已很难胜任“司令”的职责，因此正式宣布退出“司令部”，并提议“司令部”的全面工作由副司令负责。参会人员对我的决定仍不理解，一再挽留，并表示会全力支持我的工作。但我决意已定，只好同意我退出“司令部”。 （四）公社的夺权运动 随着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的刮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阶段。大埠岗公社各大队和社直单位都相继开展夺权，公社“司令部”造反派于1967年底发起夺取公社当权派的党政大权，成立“大埠岗公社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革委会领导班子实行“三结合”，即公社领导干部的高副书记任革委会主任、公社武装部的傅部长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公社造反派司令部的副司令任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在筹划向公社当权派夺权事宜时，公社武装部傅部长和党委高副书记特意找我，动员我恢复“司令”职务，以便加入到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并传达县人武部林政委的意见，希望我能进入公社革委会。我感谢公社领导和林政委对我的信任，并婉拒参加“三结合”，因为我已经退出“司令部”，当然就无权代表“司令部”进入革委会。 ～～～～～～～～～～～～～～～～～～～～～～～～～～～～～～～～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从1983年11月开始，用三年时间陆续开展全面整党。这次整党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后，开启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进行的。我于1984年从邵武县调到南平地区农业银行，1985年参加南平地区金融系统整党运动，因我在文革中当过邵武县“大埠岗公社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的头头，整党小组派人到大埠岗调查，在调查中干部群众反映很好，文革中公社的局势比较稳定，“司令部”是发挥很大作用的。调查结论是“司令部”的头头不是“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不是“坏头头”。经过“讲清楚”后顺利地通过了整党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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