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思想者刘再复先生------作者 谢国有【作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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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思想者刘再复先生 此文写于今年三月，前几日略作整理，仍感觉力不能逮言犹未尽。但想到几日后将于香港、澳门可以再次见到刘再复先生，那时又有"再识”，层层叠加，更不堪矣。遂偷懒做一小结。愿再复先生包涵，愿读者诸君勿怪！ 2017年11月23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先生凭他的《性格组合论》与《论文学的主体性》，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学革命的时候，我还是个踩着田埂去上学的少年，最大的“成就”也不过是作文被老师在课堂上读过一次，对于刘再复这个现象级的存在，一无所知。据说，那个时候，谁要是案头不放一本刘再复的书，几乎就无法证明自己是文学中人。 当我刚刚读到他的一些著作，开始感受到其中的力量，感受到他石破天惊的论述在文学界无所不在的余震，一九八九年的那个春末夏初就窜起了一串火花，历史暂时短路。作为全民爱好文学时代的一员，我没来得及看清刘再复先生宽阔的背影，弥漫的风烟已经遮挡了我们追寻的目光。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这个时代却屏蔽了关于他的传说。 回头想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健生蓬勃，绝不是文学的解放这样简单。她的意义，是在被时光被拉长之后才愈加清晰的——在那样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文学用她的轻声细语，发挥了思想指引的作用。当巨大的思想惯性带动着一个喜欢盲从的民族冲向悬崖的时刻，谁能在其中起到紧急刹车的作用？每一个有担当的清醒者都有可能站出来。历史选择了刘再复和刘再复们。他的文学主体论和性格组合论，让人们借由文学的通道走出了多年来的思想牢笼，接近了人作为人的正常思维。但担当者也有被惯性碾压的大危险，刘再复当时就被一些人定义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内地，这是一顶可以压死人的铁帽子。 刘再复先生曾经有一个出色的论述，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是“良知压抑”。第一次看到这个论断，我像一位被难题搞大脑袋的小学生陡然找到答案那样惊喜：当文学表现出的不再是“良知压抑”，文学的意义何在？鉴于对文坛的渐次轻薄和自身能力的严重怀疑，还没等进入所谓的文坛，我就识趣地呆一边凉快去了。 接下来的许多年，集于文学身上的万千宠爱一片片掉落，光棍们征婚再也不写“爱好文学”了。文学所有的美感教育和心灵营养价值，被商品社会的大手恶搞成二花脸，有些时候，文学甚至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是健忘的。——哪怕这个人是恩人、仇人、或是英雄，都会被眼前的苟且替代。 有很多年，中国的刘再复不在中国。 在漂流中，他开始了“第二人生”。天涯空旷，山高水寒，但他的他寻与自寻从未停止，他的思想“一直在往前走”：多卷《漂流手记》、“红楼四书”、《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双典批判》、……都记录了他用生命作出的更深情、更深邃的思考。其思考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化界的一次次强烈反响，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对我们百病丛生的文化价值观而言，将是一把至少五百年不会生锈的手术刀。 1996年，刘再复先生现身内地，呆在一边凉快的我，罔然无闻。 某一日，与朋友电话闲聊，他说要去南方某城市去见一个大学者。见呗。这些年，所谓大学者不过是大忽悠的雅称而已，打个哈哈，人神共笑，当不得真。朋友大约觉察到我的不以为意，便郑重说起“刘再复”这个名字。像许多健忘的中国人一样，二十多年过去，我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想起“刘再复”是谁。 但只消朋友三言两语提示，“刘再复”这个名字便携带着一个气象万千的文学时代铺天盖地而至。朋友告诉我，他正在编选、出版刘再复先生的书，希望有机会引我见一见刘再复先生。大约天解人意，说这话不久，机会就来了。 2016年11月初，在香港《明报月刊》五十周年纪念盛会上，刘再复先生出现在我的眼前：身材魁梧，戴鸭舌帽，深色的风衣，已经七十岁的人了，精神仍然那么饱满，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一脸平和的笑容，田园阳光般的朴实。在开幕式上，我静静等待他的发言，我很好奇这样一个很容易客套和形式化的大会贺词，他会讲些什么。 我出国之后，《明报月刊》一直支持我，发表了我150多篇文章。 这是个实在人。不过，假如仅仅限于个人感情，不是胸怀天下的学者所为。 但我敬重《明报月刊》并不是因为心存感激，不是因为个人的情谊。 那是因为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而是因为《明报月刊》自立、独立、中立的精神品格不同凡响，即因为它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独立不移并拥有灵魂主权和文化水平的思想性中文杂志。 说得好，有高屋建瓴之势。不过，这也可以是面子话，能不能说具体点儿？ 《明报月刊》，它不是官办的刊物，所以不姓“官”；它不是党办的刊物，所以不姓“党”；它是金庸先生创办的，但不姓“金”；它是张晓卿先生支撑的，但不姓“张”；它是潘耀明先生担任总编辑的（当了25年），但不姓“潘”。 几句话涉及到该刊的刊物性质、办刊历史、支撑人物，又合二为一，形象地指向该刊的价值定位。对啊，它姓什么呢？ 它姓什么？它姓“人”，自始至终只姓“人”。它代表的是中国人与世界人共同的价值理念；它守持的是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与人的骄傲；它高举的是人类、人道、人性的普世光明。它超越党派，超越集团，超越左中右的对立对峙，堂堂正正地站立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第三空间”，自立而不独断，自由而不任性，自主而能兼容。只知面对事实，面对真理，面对中华民族与整体人类的责任与利益。《明报月刊》存在50年，也坚守这些精神原则50年。尽管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香港风云变幻，时阴时晴，但《明报月刊》这些精神品格和精神原则却始终不变不迁，如日月不衰，星辰不落。我相信，《明报月刊》50周年所形成的精神传统不仅能造福于香港，也能造福于海内外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民！ 祝《明报月刊》光辉永存！ 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与人的骄傲，这是我仰望了多少年而无法触及的星辰，在这里，被刘再复先生迎风展开了一面猎猎的大纛，告诉我：从孤独中走出来跟上队伍吧，这才是历史的正途！当四周掌声怒放，我还没有醒过神来。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这样的声音一直与我相隔遥远，第一次亲耳听到，如街头快要冻僵的流浪儿被骄阳抚慰，我的灵魂缓缓复苏。 我跟朋友见缝插针地从人群中靠近刘再复先生。 远看，他的笑轻松自然，又透着几许憨厚；而当你站在他的对面，你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他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温度。听完朋友对我的介绍，知道我是这个名家云集场合中唯一混进来的“刘姥姥”，他主动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认真地握着，跟我说话。我意识到，我正在握住的是一只写出过数百万锦绣文字的手，一只搅动起文化巨浪的手，一只深情地抚摸着国人命运并为人类文明披荆斩棘开拓道路的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了沉闷繁琐的日常，心是空灵的，拽着智者的翅膀在云层之上明媚地飞翔。我特别注意着他的眼神，其真挚和热烈没有一丝一毫的闪动或消退。在跟他单独合影的时候，我刚刚靠近他的右侧，他就再一次主动伸出右手，抓住我的左手，与我两手扣拢。他的手厚实、温热、有力，让我想起小时候睡过的夏日傍晚的乡场，心里有一种快乐的踏实。那一刻，人们看到了一棵大树如何平等地对待一棵小草的画面，人们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大树。 活动期间，还聆听了刘再复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的演讲。他的演讲深刻独到，而且用的是一种诗意的表述，特别的耐咀嚼、有味道。演讲活动之前，在乘坐的大会的包车上，跟他还有过简短的交谈，我满怀好奇地问他：为什么高行健和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十数年，您就认识到他们的文学价值并一再为之鼓吹力荐？他谦和地笑起来，说：“高行健先生和莫言先生的文学价值大家都看得见，我不过多说了几句话。除了他们两位之外，中国还有不少很优秀的作家，你看，这儿就有一位。”他的手指向后排坐着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这让我想起，一向好脾气的他，曾经写文章怒怼汉学家顾彬，就因为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片垃圾。他爱护中国作家，真切地呵护中国文学的成长，赤心可鉴。 几天的接触，他的博学和谦虚，他的发自生命体验而非机械学术的思想，他的为人的随和，都带给我如沐春风的感觉。但是，他的随和也纵容放任了我的浅薄——同行的陈志明君曾一再鼓励我去写刘再复先生的传记，我都觉得那是刘姥姥给宝玉画像一般的鲁莽行为。但就在浸会大学的那次主题活动结束后，在礼堂的台阶上，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对刘再复先生说：“我想写一部您的传记，具有我个人感受的传记。”说完，我就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在我强装镇定的当儿，他宽和地微笑，没有拒绝，表示愿意跟我交流沟通，并把他在香港和美国的联系方式写下来给我。 回到内地后，我从网上和当地书店、图书馆到处搜罗刘再复先生的著作，在窸窸窣窣的生计间隙，认真阅读。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来越脸烫——我对刘再复先生的许诺，完完全全就是不知深浅不知天高地厚十足的轻浮狂妄大言不惭，就是作死——我原以为他是可以一苇飞渡的滔滔大河，却原来是任我纵横他自笑的无边大海。 我向陈志明君讲述我的“悲惨”心绪，他居然哈哈大笑幸灾乐祸：“慢慢来吧，一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一辈子。”后来他才告诉我，他比我读了更多刘再复先生的著作，并且跟刘再复先生有过多次深入的沟通，却至今写不出一个字来，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认识到刘再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存在，不敢轻易言说。 真坏！但我还是感谢陈志明君，因为我可能最终无力描述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但能感受其中的天光云影，也是我太过尘俗的人生里一件赏心乐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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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淘
